五、 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

原先盛行的考证学在哲学思想上是属于经古文学派。从乾隆末年开始，消沉了一千多年的经今文学派重新被提起，适逢时会地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于是经世学风声势更壮。

今文学派的中坚是春秋公羊学，它在儒家学说中具有独特的理论色彩，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特别是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

公羊学说在清代中叶复兴的关键人物是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先是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但他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刘逢禄在嘉庆年间潜心公羊学的著述多年，撰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且又奖掖龚、魏，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至此标志着公羊学“复兴”的到来。龚自珍写有著名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而今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注：是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第441页。 ）表明他决心举起公羊学的旗帜，不怕被正统派视为有异端色彩。由于龚、魏对社会危机更加敏感，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便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倡导变革的崭新思想武器。

公羊历史哲学主张变革，主张历史进化（当然是朴素进化观），为当时进步人士提供了远比古文经学进步得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前进和学术进步的要求。龚、魏对时代向何处去的观察比前辈站得更高，因而自觉地担负呼唤变革时代到来和倡导新学风的责任。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的新三世说（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隐》，第87页。）论证封建衰世到来，预言“乱亦竟不远矣”。（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魏源则提出“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的大变局（注：参见《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清］光绪二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龚、魏发挥公羊学说讥议时政、诋毁专制，猛烈批判烦琐考据、理学空谈和科举制度，呼吁士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问题上来。龚自珍是激情昂扬的倡导者，魏源是卓有成效的奠基者。龚自珍主要从国内的危机着眼，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又生活了17年，他更多地注目于了解外国，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超越了传统学术的范围。以龚自珍犀利的政论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标志，中国学术史进入倡导变革、倡导救亡图强的新阶段。从此，讲求兵农河防盐政、边防海防，以至外国政制、现状，呼唤变革图强，成为鸦片战争以后学术的主流。

六、余论

通过多层面考察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变了，必然要引起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即使作个案的研究，评价某一时期的学者和著作，也应与时代思潮、文化走向密切联系起来，重视作大背景动态考察，把握住时代条件对学术的制约、影响。

（二）在关注时代条件的影响的同时，又要深入地分析学术内部逻辑发展的关系。从学术本身来说，新旧推移是客观规律，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上凝滞不变。一时代的学术，其内部往往存在导致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生长发展，便成为由此一阶段学术向新的阶段演化的“中介”。这是学术变迁内在的矛盾运动，需要我们透过现象，作深层的辩证分析，避免把前后阶段割裂开来。譬如：明代学术向有空疏之讥，但至晚明陈子龙、徐光启编《经世文编》、著《农政全书》，已经产生了经世思想，至清初便壮大为时代思潮。清初，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他的重要主张之一，是“通经以致用”，针对明人务虚蹈空的气习，他提出“通经必自考文始”，从一字一句的训诂考订入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