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或特长不同着眼，只看到横向的差别。实际上，钱大昕主要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考证成果精当；王鸣盛除精于考证外，还重视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分析考辨，长于评论；而赵翼的考史著作，更有理论色彩，他已做到从大量个别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时期历史的趋势，阐述社会史或制度史的一些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原，可以说，赵翼的成就代表了考证学发展的后段。依我看来，钱与王、赵的差别，实则是乾嘉考证史学前后段的差别。无怪乎当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比他年岁略小、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钱氏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挥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中的内容，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当时另一位学者李保泰，也极为赞叹赵翼书中的卓识：“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嗟乎，自士大夫沉缅于举业，局促于簿书，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护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并热情地褒扬赵翼得史学之大且重者（注：李保泰：《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第887页。）。他很明确点出赵翼治史以“经世”为旨趣，远远高出于当时占绝大多数的埋头于文献整理考订的学者。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高度评价赵翼著作的特点和价值，认为赵翼的论述最能给近代学者以启发，其论云：“（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之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92页。 ）另一位著名史学家陈垣则写有诗句推崇说：“百年史学推瓯此，万首诗篇爱剑南。”（注：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7页。）
以上评价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实正是如此，严密考证方法固然能在整理文献、考订史实上做出重要成绩，具有通识、成就巨大的考证名家的方法具有近代科学因素；应予足够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和吸取历史的智慧来说，探讨一代史事，论述治乱兴衰，则是更有深层思想价值的工作。故三大家的不同特点，固然意味着横向上研究领域的差异，而同时又显示出纵向上考证学发展前后阶段的不同。尤其是赵翼，实际上具有由考证学风向经世学风演进过渡的意义。这样讲，并不降低钱大昕在考证学、文献学上的地位，他是“清学正宗”，考证学顶峰时代的代表人物，对近代学者同样有很大影响。
为了说明《廿二史札记》具有反映出考证学内部“新旧推移”变化的价值，这里举出两方面的突出例证。其一是，赵翼高出于专作文字校勘训诂、史料排比考订的朴学家，他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分析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法则和教训。他总结出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注：《廿二史札记》卷二○“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