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内部这种新旧推移或曰“分化”，是一种潜滋暗长的趋势，在俞正燮所著《癸巳类稿》中也有清楚的反映。俞氏除继续从事名物训诂一类考订外，也注意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书中《驻扎大臣原始》记设置新疆、西藏等驻扎大臣的由来，《俄罗斯事辑》记载中俄关系，《总河近事考》记清代治河史实，都是超出一般考证以外，与“经世”密切相关的问题。晚清李慈铭也有见于此，他称俞氏《驻扎大臣原始》诸篇均具有高出于一般史料考订之价值，故为“它日国史所必需也”（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燕山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总之，在考证学内部，出现了赵翼注重探索兴衰治乱之故，出现俞正燮重视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洵非偶然。说明单纯考证的一统天下局面开始被打破了，坚冰已经乍解，学术风尚将要发生变化。

三、 乾嘉别派针砭时弊对新旧转移的有力推动

章学诚是乾嘉主流派以外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主张独树一帜。章氏敏锐地认识到当时考证学末流陷入烦琐主义的弊病，学术界充斥着因循守旧的沉闷空气，起而加以有力的针砭。针对朴学家认为考据就是学问的目的、学问的全部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了对立的价值认识。《文史通义》书中鲜明地提出“史学经世”、“六经皆史”等重要命题，尖锐地批评考证学界因袭、守旧、盲从的流弊，要求冲破这种学术的困境，重新唤起创造、拓展的精神。他毫不怀疑，他的主张“实有开凿鸿蒙之功”，“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历史进程恰恰证明，章学诚“史学经世”等主张，已经预示着学术风气转变的新趋向。

章氏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倡导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他大声疾呼：“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考据家孜孜以求从事资料的钩稽排比工作，并以此夸耀，章学诚则指出这类工作缺乏思想性，不切于当世人事，因而毫不客气地归之于较低层次：“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注：均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章学诚很明白，在考证学盛行的情况下，针对烦琐主义“擘绩补苴”的弊病大加抨击，这样逆于时趋，必然遭人反对，但是他要力挽狂澜，不怕巨大的压力。他曾致书钱大昕，表明心迹：

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他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不顾惜。烦琐主义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所以《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要意义。

在《章学诚遗书》中，还有章学诚评论现实政治腐败的文章。这是他晚年吐露心声之作。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经过四十年颠沛奔走，最后远道回到会稽老家，境况萧索贫寒。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帝责令和珅自杀，查抄其家产，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权奸倒台使人心一振。章学诚心中郁积的不平也至此爆发！他一连写了《上执政论时务书》等6篇文章，抒发他对贪官污吏残酷剥削百姓的抗议。他指出，吏治败坏、“巧取于民”、大肆搜刮，“始蚕食，渐至鲸吞”，是引起“教匪”和国库亏空的总根源（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执政论时务书》。）。这些直斥赃官墨吏的的正直言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情状，这同他勇敢地“逆于时趋”、针砭学风流弊一样可贵，而且是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想的升华，并开启了后来龚自珍，魏源激烈抨击时政的先声。

考证学内部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注重经世、议论盛衰的倾向，以及非主流派学者揭起批判考证学末流烦琐主义的旗帜，正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推动考证学风的转变。此后至龚自珍、魏源的时代，烦琐考证无益世事的弊病更加暴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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