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注：《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学术内部嬗变规律的同时，兼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乾嘉学者自己言行的探寻，力图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注：《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他认为考据学萌于先秦，成于两汉，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时期。其次，他从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对传世古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研究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势在必行，这种客观需求与乾嘉学者的自觉活动合而为一，遂成为乾嘉考据学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第三，他分析了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认为对宋学贬斥与对汉学的提倡使民间学术界将此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实事求是成为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并迅速向全国范围弥漫开来。第四，他一反过去将乾嘉学者描绘成避祸苟活者的形象，通过对乾嘉学者积极入仕、反对归隐，反对结社、卑弃讲学，排斥释道、反对享乐等积极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进行考察，认为乾嘉学者将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时期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成为乾嘉学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遂使考据学达到全盛。第六，他对三种观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在乾嘉时期疑古辨伪之风逐渐走向了消歇，因而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无必然因果联系；二是认为西学方法对当时学者影响不大，且影响也仅限于天算学范围之内，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实；三是清廷的禁书与文字狱，可以对乾嘉考据学起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应该说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内在逻辑说。1991年，由王戎笙总负责的《清代全史》出版，陈祖武为该书撰写了学术文化部分。他认为，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是为其自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特征所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由此而导致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辩，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上述两方面特征都发生了地位的转换，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其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于是中国儒学“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注：《清代全史》第六卷第六章第一节《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70页；375页。）。他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辩录》中继续申述了上述观点，要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注：《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这是王俊义一直坚持的观点，除了80年代已经发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与黄爱平合著的专著《清代学术与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除了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为反王阳明学派导致的空疏学风，学术界逐渐由虚趋实，顾炎武等提出重调查、重考证的经世学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身演变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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