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在考校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时，仅仅着力于宋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的影响，而对于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这一制约清代考据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就使余氏的论据显得比较单薄，而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这一问题似也忽略未论，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通过阳明后学援佛入儒之发展及其反动、资治与辟佛；东林学风转轨的内在动力、弃虚蹈实；从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三个层面的分析，他认为“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辩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下逮于乾嘉年间，一般考据学家排斥佛氏的立场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亿、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对这种排佛之风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看乾嘉时期的考据论文，枯涩干瘪，既无活泼清新之文风，亦无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气势，实与整个学术界缺乏理论思辩之素养大有关系焉！究其根源，则是因学术界囿于传统的资治治学观，铲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学所造成的。”
李岚在《乾嘉学派成因再探》（注：《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力图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几个因素：一、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三、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四、学术者（界）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五、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
此外，于鹏翔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进行考察。（注：于鹏翔：《论乾嘉学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辽学刊》1990年第3期。）
二、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争呜
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历来有吴派、皖派之说，多数学者都承认此一分野划自国学大师章炳麟。章氏在19世纪末出版的《虺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后来章氏将此书修订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书名改为《检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立足于章炳麟的说法而又加以阐发，他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自章炳麟、梁启超二人提出吴、皖分野说之后，20世纪的史学家多沿此说，论述乾嘉学派必谈吴派、皖派。如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节“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中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戴逸在其所著《汉学探析》一文中说道：“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注：《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6月版，第11-20页。）
其实，梁启超虽也倡吴派、皖派分野说，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两派，在前引文之后他又说道：“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遂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说。张舜徽于50年代末著《清代扬州学记》，其中谈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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