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否定乾嘉学派内部分野说。这一观点以陈祖武、暴鸿昌和鲍国顺先生（注：鲍国顺的论文笔者未能见到，故叙述从略，谨致歉意。）为主要代表。当《清代全史》第六卷于1991年出版时，陈祖武已经在该书第六章第一节三“乾嘉学派分野”中说到：吴皖分野之说，虽然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但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23）。他认为惠栋、戴震之学不仅不是对立的学派，而且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1992年，陈祖武又在《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分为“关于惠学和戴学”，“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焦循与乾嘉学派的衰微”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庶几能将乾嘉学派的研究引向深入。1994年，陈祖武在《文史知识》第9期又发表《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一文，从治学的领域、学者的地理分布和学术演进的实际状况三个方面再次提出商榷，认为以地域强分门户，实有违历史实际。

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发表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是他研究清代学术的一篇力作。他首先提出了学派划分的标准，即学术以地域称流派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该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学派；（二）治学及学术风格迥然别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称之；（三）其独特之学术风格，渊源流长，师承有绪，方可以流目之。可是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皆不具备上述特征，如以地域而论，皖派学术中坚除戴震以外，多为皖外之人，四大弟子中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如以治学宗旨与学术特色而论，乾嘉考据学者皆有共同的学术宗旨，认为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缺乏根据，颇失严密。乾嘉学者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治学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不是以地域区分的，即使同一地域的学者，也可以找出他们的相异之处，所以决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学派的根据；如以师承渊源而论，惠、戴后学皆互有借鉴和共鸣，以戴震的思想来说，在所谓的“皖派”中并无人师承，而却与“吴派”学者取得共识。所以，乾嘉考据学者实乃同一个学派，不必强分“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他把乾嘉学者们的治学风气概括为：1.相互推崇。2.不立门户、唯从所是。3.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正是由于有上述学风，才使乾嘉考据学营垒之内未能出现流派的分野。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清代乾嘉考据学自成流派，于内部无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为我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混乱。如果要对乾嘉时期众多的考据学者及其著述进行区分以便研究的话，可以从他们研究的学科、方向、课题，也就是从他们的擅长和学术贡献来区分，这要比以地域划分所谓“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于实际更贴切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王俊义对否定吴、皖分野说和扬州学派的观点很不赞成，并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一文中作了驳论：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仅是个代称和概称，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而是在乾嘉当时的学者中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事实上，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分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

以上我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的研究状况作了纯客观的介绍，意在沟通学术信息、总结治学经验、衡量是非得失、促进研究发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您有所裨益。若有叙述不当之处，乃是笔者学术水平不够所致，还望得到同行的教正。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