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律外，还应更多地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他通过对康乾盛世社会状况的分析，认为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佑文”，“崇儒重道”，发展传统的汉族文化；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他批评了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设问“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无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果只从文字狱角度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难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注：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1995年，王俊义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为主说，批评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对陈祖武的内在逻辑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性，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至于对“康乾盛世”说的诘难，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承认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要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可能出现象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其辩驳之点在于：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王俊义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认识：“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注：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其四，远因近因说。这一观点由陈其泰继续坚持，他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朴学盛行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认为“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说，乾嘉时期考证学的特殊繁荣有它的远因和近因。”（注：《文史知识》1995年第11期。）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欧阳修、朱熹的辨伪之作等，即证明当时已开始出现考证的风气，这是乾嘉朴学兴起的远因；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重视，则是朴学兴盛的近因。而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至于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以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成长起为数众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会典》等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主义淫威的逼迫，使聪明才智之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再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乾隆年间学者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戴震、钱大昕等都著有数学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有利于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
其五，其他观点。路新生在《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一文中开篇就援引钱穆和余英时的观点，提出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点却“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略”。同时又提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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