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日趋展开并逐渐深入，对吴派、皖派分野说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经、史分野说。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提出：“从治学内容方面来看，乾嘉考据可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又可分为若干学派。”（注：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他将以考据方法研究经学的分为：1.苏南学派：以治《尚书》和《春秋》为主要成就，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惠栋弟子余萧客、沈彤、还有王鸣盛，同时他把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者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也纳入进来，还包括了顾栋高和张惠言。2.徽州学派：以治小学为主要成就，始于江永，后传其学的有戴震、胡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及段的弟子陈奂、江沅，还包括程瑶田。3.苏北学派：以研究小学及《左传》等经书为其主要成就，人物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苏仪征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宝应的刘台拱、宝楠、崧云以及阳湖孙星衍。4。晋学派：主要是以治《尚书》为主的阎若璩。5.浙学派：主要是以治《周礼》为主的孙诒让。6.鲁学派：有张尔歧以及桂馥。以考据法研究史学的被分为三派：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

其二，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三派说。戴逸继《汉学探析》之后，又将乾嘉学派分成了三派，他说：乾嘉汉学继吴、皖两派之后，“再下去是扬派，即扬州学派，阮元、焦循、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了这批人手里，汉学发展到顶峰，并转向衰落，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大的”（注：戴逸：《论中国传统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页。）。这是他比吴、皖两分说的不同变化，但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确提出吴、皖两派之后还有一个扬州学派观点的是王俊义。他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这两篇文章着重强调要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认为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它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将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成就；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反对汉学的墨守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1993年出版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中，除了论述吴派、皖派之外，王俊义还辟出专门章节论述乾嘉扬州学派，其结论认为“从乾嘉汉学分化出来的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乾嘉汉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实际上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中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龚、魏经世思潮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乾嘉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注：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王俊义是乾嘉扬州学派存在的最强有力主张者。

其三，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漆永祥在其专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四章，专门论述“乾嘉考据学派别”，他分析了前述诸家分派说的局限，认为：第一，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他指出，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属，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而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自乱其法；第二，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他指出，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而钱大昕在治学特点上明显不同于惠、戴而自成一派；第三，吴皖两分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故诸家之分，尚有阙失；第四，以地名学并不为错，名称只是学派之代称，故吴、皖之名下虽并不皆吴、皖之人也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从上述认识出发，他在认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将钱大昕从吴派析出独为一派，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戴、钱三派。他的理由是：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浙东学派如章学诚，今文学派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因其学术宗旨与考据学派迥异，故排除在外。其二，学派划分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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