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有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得失。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逐渐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风气所在，毁誉随之。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穷，莫知所止，导致学术上的偏颇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

(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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