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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