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①ｓｈｕì@②ｃｈī@③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①ｓｈｕì@②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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