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代理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

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

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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