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二
从新史学的理论导向来看,他们不仅把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史学经世的功能和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阐发。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样提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13]。大多数史家意识到史学为“国魂”,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务现实,革新政治,唤醒国民,推进社会文明。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的史学经世观,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那么,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建设目标,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为本阶级的政治变革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提出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当时的民族独立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色。这不仅仅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观念,也不仅在于其有强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帜鲜明地揭橥写“民史”的口号,提倡为“国民”写史,从而提出了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历史借鉴的新的史学课题。
梁启超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学加以比较说明,西方国家最兴盛的是“民史”,而中国历代的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4](pp.59-60),“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2](p.3)。他批评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p.6)。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邓实在《民史总叙》也指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国的史学也“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们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痛斥其锢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恶劣作用。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他们特别强调要作“民史”,以“民统”代替“君统”,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主张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新史著当“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探讨“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8]并提出历史应“为国民而作”,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民资治通鉴”,史家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2](p.2)。
从民史、“国民资治通鉴”的角度来肯定史学的认知价值和经世功能,无疑具有新的理论意蕴。从孔子以来,中国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为政资治,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新史学则认为史学不应只是为帝王统治提供“资鉴”和从事封建伦理说教,而应着力探讨整个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故,使之成为“国民资鉴”,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推进社会文明。其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改变旧史学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状况,把为少数封建帝王服务的旧史学,改造成为广大“国民”服务的新史学。他们所说的“国民”,指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性质和方向。
由“君史”到“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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