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意味着史学内容的转移，而且显示了服务对象的转换。如唐才常强调史学是“四民与知之业”[16](p.41)，是士农工商都需要通晓的学问。梁启超呼吁应将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17](p.34)，也就是说，要让广大的民众都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以启发人们的忧国意识。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新民”的有效工具。正如其所指出的：“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18](p.1)革命派也普遍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广大群众，故把“开通民智”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史学也被视作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如章太炎主张编写通史，应当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目的在于“开浚民智，激扬士气”[19]，以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浙江潮》中也有人撰文指出，应当注重历史教育，“而实爱国心之源泉也。而鼓吹之法亦有二：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发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耻辱历史而刺触警动之，以激其知耻之心”[20]。由于史学服务、接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新史学还注意到史学的普及性、通俗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通俗性的史学著作，都不是偶然的。由此，新史学从史学目的到史学内容、服务对象，乃至体裁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观，经世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初步确定，其视野远较前人开阔，理论深度与力度也均大为提高。
由于当时最大最急迫的现实就是救亡，因此其经世功能的重要特征，又突出地呈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梁启超认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叙述进化相竞之理，推阐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2](p.7)因此曾设想“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21](p.19)。革命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国粹主义的倡导者章太炎，十分重视以史学推阐民族主义的功用，“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2]。他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3]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24]。曾鲲化编撰《中国历史》，也“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25]，并称要“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7]民族主义也是国粹派史学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26]史学的最大功用，便是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进民族的兴旺发达。总之，他们认为研习历史，是倡导民族爱国主义、振奋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并提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复兴民族文化，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史学还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因受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无不烙上政治倾向的印记。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或则为维新变法服务，或则为民族革命服务。但两派所理解的政治不同，故决定了其具体主张有质的差异，一则强调立宪，一则鼓吹革命，虽说两者表现不同，但都是为宣传其政治主张服务则是一致的。
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写下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著。如梁启超所撰《古议院考》，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有些制度与近代西方国家略同，有的甚至还可以“补西法所未及”[27](pp.95-96)，即是以法先王之意，为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提供历史依据。其所作《赵武灵王传》、《王荆公》、《管子传》等，分别叙述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管仲助齐桓公实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等史实，也是借以抒发其改良主义的抱负，为其政治要求服务的。
革命派也撰写了许多宣传和鼓吹革命的史著。如亚卢(柳亚子)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郑成功传》，刘师培的《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署名“汉儿”的《为民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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