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史可法传》，署名“复汉种者”的《新国史略》等，以及刊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等，都对陈胜等革命领袖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做了赞颂，借以鼓吹民族革命，寄托其反清革命的志向。刘成禺并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曾为之作序，认为“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28]。章太炎也为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作序，谓“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29](p.223)所谓“复有洪王作”，其意也在激励新的反清革命。此外，他们还搜辑编刊明末遗民的历史文献，以及记载清初清军残暴屠杀汉族同胞的史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将它们广为翻印流传，借以鼓吹排满革命和民族思想。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说：“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中，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30](p.221)事实上，这些著作在革命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其功能。
在外国史的编译、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立宪史、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早期改良派王韬编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日本国志》，或者称道君主立宪政体和西方文明，或则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其指导思想均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黄遵楷所说：“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32]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更是自觉地利用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宣传变法主张的思想武器。
为了宣传变法、立宪，他们先后出版了有关各国的变法史、立宪史，其中尤以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及英国立宪的著述为多。如康有为撰有《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书，先后进呈光绪帝。书中还用按语的形式发表议论，将论述外国历史与条呈变法结合在一起，希望他学习明治和彼得大帝，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梁启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兰灭亡记》、《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种类考》，以及《俄土战记》、《瑞士变政记》等。他们介绍俄国、日本变法自强的史实以为榜样，列举波兰、土耳其、印度引为教训，以避免中华民族成为波兰第二、印度第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这些著述来看，其目的性极强，都不是一般地介绍外国的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关各国变法和衰亡的史实，讲的是日本、俄国、波兰、土耳其，指的是中国，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都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在20世纪初，当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改良派又积极编译出版了各种立宪史。诸如佩弦生的《欧洲各国立宪史论》、麦孟华译《英国宪法史》、《英国变政小史》、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以及《日本立宪史谭》、《国立宪史论》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
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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