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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