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内容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由辞，其人其事，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的考史意味。

其四，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马骕之前，史料纂辑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时大多不注明出处，而且时常删改原文。明代这类著述尤甚。章学诚曾言：“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书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5]（P483）马骕《绎史》避免了这一缺点，所引资料皆一一标明出处，对于部头较大的著述，在引文后又注明了章节。这即节省了后人遍阅群书的劳力，又便于人们去复查原书，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在资料选择上，《绎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马骕取材，以博为胜，这就使《绎史》不免有“芜杂”之感。其次，在鉴别史料上，仍有识别不精的缺憾。王利器先生在《绎史·整理说明》中就指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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