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①]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表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②]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为一。[③]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北史》重新作一番考察。

一

遍查史籍，并没有关于李延寿本人谈《南史》、《北史》的修撰是倾向统一之类的记载。人们为了说明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倾向统一，无一例外地都要引录《北史·序传》中的这段文字：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这段叙述表明的，仅仅是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论者则多以其为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的唯一背景，既未从中认真分析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和他那超人的史识，又没有考察这一思想是否只对李延寿一人产生影响，结果造成人们对南、北二史修撰目的的不同认识。

李大师是经历过南、北分裂到隋、唐初两度统一的人，饱受了南北对峙、互为敌国所带来的灾祸和苦楚，因而热切地希望统一、安定。统一的隋政权的建立，使他能够用统一的观点去看待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而也必然对反映割据政权的史学著作感到不满意。李大师考察了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著作之后，认为它们存在的通病主要有两点：一是南北相互仇视，即所谓“南书谓北书为‘索虏’，北书指南书为‘岛夷’”。具体所指，即沈约《宋书》立《索虏传》、萧子显《南齐书》立《魏虏传》叙拓拔魏史事，魏收《魏书》立《岛夷传》记南朝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史事。二是由于这类历史著作都以某一政权为中心，因而“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加之偏见、避讳，“亦往往失实”。同是在统一的隋政权之下，李大师的这一见解却不为其他史学家所具有。无论是魏澹、王劭，还是牛弘、姚察、李德林，谁也没有站到李大师的高度，提出过这样的卓识！即使在唐高祖武德（618－626）年间，也未见有哪一个史学家具有这样的史识。在这一点上，李大师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史学家。在统一隋政权建立后萌生的这一著述之志，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方才获得机会，开始准备修撰。

为了“改正”原有各史存在的上述弊端，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李大师制定了明确的著述方针，即“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这12个字，既鲜明地表现了他倾向统一的思想，又明白地确定了他进行编纂的方法和体裁。《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以自己观点为主编纂的一部抄撮、整理之作，李大师“拟《吴越春秋》”就是要以自己倾向统一思想为主干，借用已有史籍的史料改写南北朝史。可以看出，李大师的着眼点在改变史书的观念上，并不着重史料的重新搜求、考辨。“编年以备南北”，应当注意的是“备”这个字，它强调完整、完备，即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完整性，就是说，用编年体将南北朝史完完整整地具于一书。这一点，是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所在！当时，史书体裁是断代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将南北朝史完整地具于一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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