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确实不容易。李延寿的这一成就，必须充分肯定。但也应当指出，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完全继承或者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连他本人规定的“编次别代，共为部帙”也没有彻底实现。《南史》仅仅是南朝史，或称之为南朝通史；《北史》仅仅是北朝史，亦称其为北朝通史。南北朝这一整个历史阶段，在李延寿笔下，仍然是以相互对峙的南北两个系统被分编在两部书中。书分南、北，本身就表明作者头脑中残存的南北对峙观念。如果没有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打通南北界限，完整地融南北各政权于一书的“遗志”在先，李延寿的这一做法的确不失为一个突破性的进步。事实却不容许徇情，在李大师留下“编年以备南北”的“遗志”30年以后，李延寿仍未打通南北，不融南北各政权于完整的一书之中，怎么解释他是完全继承或者推进了“先志”呢？李延寿只前进一步，分别把南朝、北朝的历史打通，却未完成更重要的下一步，或者说在关键的一步面前止步了。运用互见的方法沟通南、北人物或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南、北二史对史书编纂方法的发展。但是，不论这一方法成就有多大，论者如何强调它的“实通为一家”，都无法改变它们最终是两部书的事实！两部史书，无论怎么互相贯通，难道要比一部完整的通史更能表现倾向统一的思想？所有的论著都回避了下述事实：林邑、盘盘、丹丹、婆利、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宕昌、邓至、高昌、龟滋、于阗、涅槃陀、波斯、蠕蠕等国，在《南史》和《北史》中重复立传的问题。同一个外国，与北朝的交往即记入《北史》，与南朝的交往即记入《南史》，这不是明显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是分裂为南、北的吗？
二
以上是用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来衡量李延寿《南史》、《北史》，表明他未完全继承或推进“先志”。接下来，再从李延寿“连缀改定”《南史》、《北史》的言论和背景进行考察。
先谈李延寿“进书表”。《北史·序传》中保存了李延寿“进书表”全文，这是认识李延寿著述宗旨的重要依据。然而，这篇文字很少为人注意，或者说不愿意引用它，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现转录相关内容如下，以便深入探讨：
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
在这里，李延寿所表示的是，有关南北朝的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又易散落，以致王道得失晦明，至人达士无闻，败俗桀恶不记，而自己身居史馆，有责任为改正这种偏差进行修撰。追踪先志的话一句都没有，不用编年而改纪传也无交待，只剩下为完善载笔、保存史料、勘比异同等目的而进行修撰。父子异趣，是多么明显！李延寿本人都没有把什么倾向统一的问题当作自己修史的宗旨，别人又何必非要把倾向统一当成个了不起的问题强加在他头上呢？
前面提到，编年体易于用倾向统一的思想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即以一个一个的帝王为中心记事，实质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若干政权，在纪传史尤其是断代纪传史中，只能以某一政权为主进行叙述，贯彻倾向统一的思想，难度比用编年体大得多，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史识和史学才能。李延寿偏偏要舍易求难，又背离父志用纪传体分南、北为二史，如果不是缺乏史识和史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纪传史在这时已由南北朝时与编年史“角力争先”的局面转而居于“独尊”，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绝不会是唯一原因！所有认为李延寿“完全继承”了李大师“遗志”的论作，都没有认真考察过李延寿改用纪传体的真实原因，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延寿背离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这需要从李延寿撰修二史的现实中去找寻。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根据《北史·序传》，《南史》、《北史》的修撰经历了16个春秋，即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正式修撰起，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奏上。在这16年的一头一尾，唐皇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次影响政局的重大清洗。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围绕魏王泰立与不立太子的问题，发生了派系之争。结果是，唐太宗对寒族出身大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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