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帙稍简，抄写易成”。南、北二史成书之前，南、北八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未广泛流行。这是因为雕版印刷尚未出现和推广，只能手抄。南、北二史修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殷侑建议设立三史、三传科以后，《南史》、《北史》被列为入仕科考的项目之一，并且只要求习《南史》者通宋、齐二史之《志》，习《北史》者通魏、隋二史之《志》，加之南、北二史份量小、易抄写，便于传习，因而有取代南、北八书的趋势，以致《隋书》（因有十志）之外，其余七书到北宋时亦已残缺，而“天下多有其书”即《南史》和《北史》。

关于“删去芜词，专叙实事”。比较南、北二史和南、北八书的论著很多，可以引为参考。“删去芜词，专叙实事”的评价，与李延寿编缀南、北二史的具体方法，大致吻合。李延寿的方法，主要之点是：1.“连缀改定”。2.“鸠聚遗逸”。3.“除其冗长”。三点之中，“连缀”又是最基本的方法。在分别“连缀”南、北八书的过程中，发现谬误、疏漏，即进行“改定”。李延寿所作的“改定”，又是以其“鸠聚遗逸”、“除其冗长”为前提和基本内容的，从而做到“叙实事”。下面，分别简要说明李延寿的主要方法。

其一，“连缀改定”。本纪部分，即《北史·序传》所说，“以次连缀之”。“改定”的地方，主要在政权更替或几个政权并存处，着重改正其自我回护、彼此诋毁之点。南朝4史，在政权更替之际，东晋、宋、齐、梁的末代皇帝都是被新建政权帝王所杀害，而宋、南齐、梁、陈4史全无杀害的记录，《南史》则直书其事。《魏书》对北魏数帝被凶杀，一概回避，如昭成帝什翼犍被皇子寔君所杀、道武帝拓跋珪为河清王绍所杀于天安殿、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刺于永安宫等等，书中都无记载。不能全面反映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的历史，是其最大的曲笔。《魏书》只承认东魏，不承认西魏，因而对西魏极力诋毁乃至完全抹杀。《北史》则据事直书，进行“改定”。列传部分，主要是将分散在各史中的相关人物、相关史事“连缀”起来，构成其书中的家传和类传。李延寿进行的“改定”，也多在因回护而造成的曲笔处。比较《梁书·临川王宏传》与《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连对南、北二史基本持否定态度的王鸣盛也不得不承认，关于萧宏诸事，“《南史》为得其实。姚思廉父子或与之有连为隐讳”[⑨]。

其二，“鸠聚遗逸”。当时，在南、北八书之外，尚存大量纪传、编年和杂史等类的著述，仅见于《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这三类史著就有1000余卷，这大概就是李延寿所说“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赵翼曾指出，“《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并列举所增“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20多处及“有补于《梁书》者”附传26人[⑩]。整个《南史》增补的专传和附传，数量是不小的，类传中补充的人物最多，立专传的有9人：《循吏传》的甄法崇、王洪范、郭祖深，《文学传》的纪少瑜，《隐逸传》的渔父，《恩倖传》的茹法珍、周石珍、陆验、孔范。类传中的附传，增补则更多。《北史》最重要的增补是根据魏澹《后魏书》补充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纪及三帝后妃传。对元魏入关的宗室也增补了不少史事，同时补写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房谟、魏长贤、魏季景等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纪、传中补充史实之处，也为数不少。《北齐书》揭露帝王残暴荒淫在五代史中已经很突出了，但比起《北史·显祖文宣帝纪》仍然逊色不少。所以王鸣盛说：“观《北史》高洋纪，其穷凶极恶，赖《北史》得著，此李延寿之功。”[11]李延寿“鸠聚遗逸”，有的论作则将其增补南北交往之事较多这一点，与其删除南北交兵事联系起来，力图说明《南史》、《北史》“完全继承”和“大大推进”了李大师的倾向统一的思想。首先，从赵翼辑录的“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一目来看，当时的“南北通好”并不出于什么倾向统一之类的原因，而恰恰相反，在于使者的“妙选”上，“藉使命增国之光”，注重的是使臣“能为国家折冲樽俎之间，使邻国不敢轻视”。[12]赵翼辑录，系出南、北八书。李延寿作了一些“改定”，有的“改定”还相当大。《北史·李平附李谐传》较之《魏书·李平附李谐传》，增补了北魏与梁通好之事：“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帝以谈说，甚相爱重”。通使本身并不表明倾向统一，北齐时尚指南朝为“岛夷”（如魏收），北魏与南朝通使又怎么能说明是倾向统一！李延寿增补这类史事，恐怕应当解释为其“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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