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师去世后，第4子李延寿“思欲追终先志”，挑起修撰重担。然而，李大师去世后15年间，李延寿并未从事“追终先志”的工作。这15年，他主要的史学活动是参加修撰《隋书》、《晋书》、《五代史志》。参预《隋书》修撰时，在秘书内省对未见的梁、陈、齐、周、隋五代旧事，“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后来参预修撰《晋书》，又“复得勘究宋、（南）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参预《五代史志》的修撰，“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李延寿把他参预这些官修前代史的活动都视为修撰南、北二史的准备，研究《南史》、《北史》的论作也都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都无视唐初官修前代史对李延寿的影响？为什么无人认真检索一下这些官修史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认识呢？

太宗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数年间所撰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都是分别记载南北朝时期的4个割据政权的史书。在这4部断代纪传史中，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现象早已无踪影了。由于是在统一皇朝组织下集体修撰，南书不再用专篇叙北，北书亦无需立传记南，而是各书本国，相互仇视的情绪在修史者心目中早已一扫而光了。李渊的“胡越一家”、李世民的“爱之如一”的思想，首先是在这几部官修前代史中得到贯彻的。《北史》立《僭伪附庸传》记北魏所吞并诸政权，是受《晋书》立《载记》的影响，这一点连李延寿本人也是承认的。[④]如果说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思想的，首先应该是唐初的这几部官修史，而不是南、北二史。《南史》、《北史》“连缀改定”南、北八书，即使没有李大师的“遗志”，也必然会像《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那样取消“索虏”、“岛夷”等类传。说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这也不是南、北二史所独具的特点。尽管《周书》的修撰目的是表明西魏－北周－隋－唐政权转移的“系统”关系，追述“国家二祖”即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昞的“功业”[⑤]，但其断限的上移，记述空间的扩大，突破北周政权时空范围的特点，历来被学者所称道。赵翼曾赞之曰：

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月更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⑥]

不仅本纪，列传亦记南朝事。梁宗室岳阳王萧詧脱离萧梁，另建后梁，《周书》专立《萧詧传》详述其事。这种统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记述，显然只有在统一皇朝之下，消除了相互仇视情绪，才能做到。《周书》的这一特点，丝毫不逊于南、北二史中相类似的记载。用所谓“通观全局”的特点来肯定李延寿推进其父倾向统一思想，也不要忘记在《南史》、《北史》成书20多年前的《周书》中早就有了“总揽南北”的成功之笔！总之，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梁、陈、北齐、周、隋、晋6部官修史都先于南、北二史而具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有的并不亚于李延寿，为什么要突出在后者而忽略在前者呢？在李大师去世到《南史》、《北史》成书奏上的整整30年间，已有6部倾向统一或者就写统一的史书问世，李延寿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并没有多少超越上述6部官修史之处，这一事实是应该正视的。

《南史》、《北史》最受推崇的是，《南史》把南朝宋、齐、梁、陈前后衔接的4代的历史串联起来，《北史》把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6个衔接或并存政权的历史贯串起来。这种不以某一个政权的兴亡为断限，而把若干个政权的兴替史贯串起来的做法，在历史编纂上有一定的创见性，产生过影响。串联南朝4个政权的历史，比较容易；贯串北朝6个政权的历史，则需要见识和能力。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出现北朝中的对峙。东、西魏又先后为北齐、周取代，一度并存。以后，北周灭掉北齐，隋又取代北周，最终统一南北。北朝历史脉络较之南朝复杂，不同观点的史家又分别以东魏或西魏为正统，造成史书断限、记事等与历史实际的不符。《北史》要把它们贯串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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