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改变，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受到倚重，寒族官僚势力遭到清洗。另一次，高宗永徽六年（655），围绕王、武二后废立的问题，寒族官僚势力与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最后的较量，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被杀，关陇集团遭到清洗。李延寿被令狐德棻启奏修《晋书》，特别是褚遂良推荐其参预修撰《五代史志》时，即南、北二史修撰之初，正是关陇集团朝中得势之时。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社会地位完全丧失。这种家世，加之作为李唐政权核心的关陇集团在朝中得势，他本人受到信用，必然使李延寿浓厚的染上门第观念、世族思想。这在《北史·序传》的撰写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全传9／10的篇幅是追述李延寿先祖之事、先祖授官，而叙其父子修史事不及去全篇1／10，又被“进书表”占了一半。当时的监修国史令狐德棻出身在“世为西土冠冕”的士族之家，门第观念、世族思想也很深。编年史很难突出一家一姓，而这正是纪传史所长。在关陇贵族集团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回合的胜利之后，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这比起倾向统一来，在当时显得更为迫切。而李延寿的家世和思想，恰恰与突出门阀士族的需要一拍即合，他自然而然地就改变了运用编年体修史的“先志”，选择了长于突出一家一姓的纪传体编纂形式。如果承认令狐德棻对李延寿的赞助、支持的话，那么确定用纪传体恐怕也有他的意见在内。哪料想，在南、北二史即将告成之际，风云突变，关陇贵族集团被寒族官僚势力彻底击败。在这种形势之下，李延寿怎敢冒然上奏！《南史》先成，“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随后又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大概还怕触犯什么，“因遍谘宰相，乃上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表能写什么？除了追述编纂经过、二史体例外，也只能笼统而模糊地交待一下修撰目的。在这时，表露倾向统一的思想绝不会是犯忌的事，可李延寿只字未提，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修撰目的中。唐高宗为李延寿《南史》、《北史》“自制序”，内容虽然不可知，但从其重视程度看，也不会是倾向统一的思想，而应该是南、北二史涉及到的当时权力斗争的焦点。书中所突出的门阀士族势力，在现实中却一蹶不振，高宗能不感慨交织写下序文！北宋以后，士庶斗争消失，其序文亦无任何实际意义，因而也就亡佚了。
李延寿改变李大师的初衷，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倾向统一的问题在李大师一生，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中心议题。到李延寿时，统一问题在史学领域也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时代对他另有选择，为什么一定要把上一辈人的议题加在他头上？不应当用旧眼光来看待李延寿在新形势下的史学成果。
用家传的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朝代、史事编次列传，是《南史》和《北史》突出的特点。具体表现是：列传颇多附传，附传的人物不是因史事联系入传，而是由家族关系编次的；不仅父子、兄弟可以入传，就是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同一政权下的几代人可以入传，前后相去一、二百年，纵贯几个政权的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南史·袁湛传》、《北史·陆俟传》十分典型。袁湛是东晋、南朝之际人，附传12人，纵贯整个南朝时期。陆俟为北魏之臣，附传多至20人，纵贯整个北朝时期。这种编纂方法，是有史学渊源的。何法盛《晋中兴书》有《瑯琊王录》、《陈郡谢录》记东晋大族王、谢两家。沈约《宋书》列传，半数都是门阀大姓的传记，王、谢二族立传的就有二十五六人，而且以子孙附父祖传。魏收《魏书》更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门阀士族的谱系和亲属关系，旁及疏支远族，《穆崇传》竟附68人。《南史》、《北史》列传，凡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家传的特点最为显著。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南、北二史应当反映这一时代特征，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江河日下，“盛世”不复再来，在这样的时候，却要采用已渐渐过时的形式来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受非议了。更何况在其之前，梁、陈、北齐、周4史都已不像宋、南齐、魏3史那样大肆罗列门阀和宗族关系。南、北二史记述人物活动，往往把它同其家族的盛衰联系起来，进而把家族的盛衰同皇朝的兴替联系起来，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的真实。同样，在门阀士族统治没落、士庶界限逐渐消失的唐代，再选择这样的的题材把家族盛衰同皇朝命运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至少是一种陈腐思想的反映，或者说是不甘心没落，这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可言！
三
《南史》、《北史》所以广为流传，致使“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⑦]，既不是因为它包含的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更不是由于它的突出门阀、“意重谱系”，主要在于其书“卷帙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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