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骕作《绎史》，并不仅仅是要展现先秦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寻治乱兴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某些篇章之后所发表的议论，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其一，重变通，察民隐，考盛衰。马骕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变有深入的考察，他的很多认识值得充分注意。马骕认为，三皇之时，各项制度开始出现。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时期。到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间的更替，即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是符合民心天意的历史活动。马骕认为：“圣人之兴，因乎时会，顺天应人，古今一揆。”[3]（P193）商汤代夏与武王伐纣一样，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最初，商之逐步兴盛与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民心所向，全归于汤，所谓“四海归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汤之“伐暴以救民”，实际上是“因时会而变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由于商王未能认真总结夏亡商兴的经验教训，结果重蹈了夏亡的历史覆辙，被后起的周所灭。对于殷周兴亡，马骕指出：“读《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读《泰誓》、《牧誓》之辞，知周之所以兴。”[3]（P317）在马骕看来，殷亡周兴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纣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则天心弗忍，取残救民之责，武王又安所让哉”，“纣之无道，亿兆离心久矣”。殷商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坏长城。周代殷后，开始尚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逸乐之心又起。马骕在评论周宣王先兴后衰时曾提出一个论点：“从来国家之兴，必起于忧危；其衰也，常由于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于患难，而懈怠恒积于晏安。宣承厉王之乱，恐惧克励，所以兴也。迨其后，天下安宁，深宫晏起，宣王之志荒矣。于是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立鲁侯不以适，杀杜伯而非其罪，所为如此，安得而不复衰？幽王继之，不数年而君弑国亡，周遂东迁，一迹不复起矣。”[3]（P837）很显然，马骕在三代兴衰治乱的认识上，承认“民心”的作用，承认更替易代的合理性，并指出王朝盛衰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其二，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得人与不得人在国家兴亡中非常关键。马骕在《绎史》中屡次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齐桓公能够称霸，得力于管仲的辅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贤也，能辅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贤也”。[3]（P1149）在马骕看来，“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他在《宋子罕为政》中论述了宋国任用子罕为政前后的巨大变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参于高、国，而齐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华、向，而宋国赖之以安。故曰：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3]（P1446）在评论子产相郑时，马骕罗列子产为政以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权贵、兴农田水利，使郑国大治、百姓乐业的事迹，指出：“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厉以来，晋、楚交躏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子产之力乎？”并进一步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而子产之贤，足以任之。”在郑国的历史发展中，子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此，马骕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对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人事的力量，无疑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视“时势”。马骕评论历史，能窥知“时势”之不同，并进而指出不同“时势”之下历史活动的不同。比如，同样是诸侯称霸，齐桓与晋文便有很大差异。齐桓称霸，以管仲为相，进行系列改革，国力强大，威慑诸侯，南方的楚国尚没有完全北上；而晋文称霸时，楚国方令中原，晋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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