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骕撰作史书，对纪事本末体非常青睐，早期的《左传事纬》和晚年的《绎史》都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传事纬》还是一部继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的纯粹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绎史》则有了很大变化，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融合了各种史书体裁形式，可以说是一部综合各种体裁的新综合体史书。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称该书“独胜古人者有四”，其中“体制之别创”，盖指此也。

对于《绎史》的体裁，前人有不少的误解。人们往往把它与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邓元锡的《函史》并提。实际上，《路史》、《皇王大纪》是编年体著作，《函史》则仿郑樵《通志》而作，都与《绎史》的综合题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芜杂、且多荒诞的特点，与《绎史》“无征不信”占有资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

《绎史》在纂录资料时，可谓独出心裁。该书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时间顺序，次第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开辟原始”至“秦亡”的先秦历史发展之大势。在表现不同的历史内容时，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如叙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王子朝之乱”、“三桓弱鲁”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但又熔编年、纪传、典制、学案诸种体裁以及图表于一炉，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

《绎史》第一部分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较为朦胧的历史情况，因这段历史，文献不足，难以以事命篇，马骕就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撰写《开辟原始》、《皇王异说》、《太暤纪》、《炎帝纪》、《黄帝纪》一直到《有虞纪》，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融编年体形式于纪事本末体之中。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绎史》往往采用纪传体的形式，如《屈原放流》、《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显然是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风俗，则采用了典制体的写法，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以及《外录》中所载《天官书》、《律吕通考》、《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均将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结合在一起。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马骕在表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况时，则采用了学案体的形式，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鶡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将明清时期新兴的学案体与纪事本末体揉为一体，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更多的情况下，《绎史》采用的是综合的写法，如《孔子类记》中附载《孔子年谱》，《齐桓公霸业》中插入《管子著书》等，前者将谱牒融入学案体裁，后者则将学案融入纪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诸种体例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绎史》还采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谱（世系图、诗谱）、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等各种形式丰富记述内容，图文并茂，表现力很强。最后，马骕还在某些篇章之后，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少则几百言，多则几千言，这在其它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绎史》一书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马骕不为史书体裁所拘泥，而以全面反映历史内容为目的，他融会贯通诸种史书体裁，大胆创新，用这种综合体裁表现历史，扩大了史书的容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6]（P444）梁启超也充分肯定《绎史》的体例独创，认为该书“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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