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五代之际的历史经验，深谙政治的司马光更加认为法令的频繁变更势必会动摇国家纪纲，甚至下陵上替。从这一角度来看，司马光深谋远虑，处事谨慎，比之主张“变风俗，立法度”[8]（卷66《宋纪六十六》）的改革家王安石显得更为沉稳。但任何事情过于极端就会走向他的反面，司马光的这种处事观念，有时也会造成因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的缺憾。 

《通鉴》中对有关重要历史事件或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史事进行评论的事例还有许多，除以上所举之外，诸如评命韩、赵、魏为诸侯，强调严格封建统治的纲纪名分；评三晋灭智伯之事，强调选人重德，说明才胜于德的危害；评卫鞅徙木示信，强调使民以信，王者不欺四海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封建统治者治国之要的资治大事。可以看出，“臣光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进一步与当时的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趁机说教，以达到以史事为例证的政治目的。因此，胡三省说：“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是，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之类是也。”[1] 陈垣 先生也曾说过：“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9](p.24)这些都说明，司马光于“臣光曰”中，关注现实，以古鉴今的撰述特色和意图。 

三、饱含忧患意识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0]( pp.390)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成为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传统。 

这种忧患意识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他深切地觉察着北宋逐渐滋生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弊端，目睹着积贫积弱的国势，在即将开始撰写《资治通鉴》时，就将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流露于笔端：“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命曰《历年图》……。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11]（卷16）在《资治通鉴》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光的这种关心时政，试图以史为鉴，救治北宋王朝积弊的忧患思想。 

关于历朝政治，《资治通鉴》突出治国之道，抒发以礼治国，防微杜渐的政治主张。例如卷十一，于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之事后，写道：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深信只要礼义治，则余无不治，礼治可以维护王朝长治久安。 

又如，《资治通鉴》大力书写君相之职，子臣之责，于卷一百五十九，指责南朝梁武帝拒绝切中时弊的意见，写道：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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