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朝开国名臣宁完我，曾给皇太极上奏折，提醒统治者重视此书，他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2]（卷中《请译四书五经通鉴奏》）。 

《资治通鉴》之所以博得世人如此重视，不但在于其能以直书求实的史学精神写出一部信史，更在于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事中择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综观《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其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众多的历史叙事得到了理论的升华，从而反映了《资治通鉴》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因此，读《资治通鉴》，不可不细读“臣光曰”；而细读“臣光曰”，必将对《资治通鉴》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关注国计民生

北宋中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突出。面对这种情势，朝野上下“求治”的呼声日益高涨。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著史，是这一高潮中出现的两件大事。前者推行现实的改革措施，后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谓殊途同归；前者成了历史的悲剧，后者却成为不朽的名著。司马光试图借助于历史著述，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提供政治服务。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3]（卷17《进通志表》），人君要治国安邦，要巩固封建统治，“不可以不观史”。而当时的统治者也正“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3]（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二者不谋而合，由此更加使司马光坚定了以史鉴今的撰写意图。实际上，《资治通鉴》的内容是严格本着这一原则来撰述的。 

在“叙国家之兴衰”方面，司马光非常强调礼治的作用，礼治思想是《资治通鉴》的思想核心。司马光以之来择取史料，评判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司马光认为“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4]（卷1《周纪一》），又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所以《资治通鉴》在论东汉之所以兴盛，曹操之所以不敢代汉自立时，写道：

光武遭汉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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