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君主不能从谏如流，不能闻过则喜，最终必会导致国破家亡，身死楼阁，贻笑千古。君明则臣直，否则忠臣也会由忠化佞，阳奉阴违，从此小人横行，覆国便不远矣。 

鉴于契丹、西夏屡屡犯边，北宋积贫积弱，将士屡战屡败，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司马光尤其注重书写民族间的史事，如东晋、宋、齐、梁、陈和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时期的民族冲突给予非常关注。如此而为，不外是为了给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比如，记载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的民族关系与冲突，对汉武帝能复“平城之辱”[4]（卷21《汉纪十三》），唐太宗能雪“帝突厥之耻”[4]（卷193《唐纪九》），记载翔实。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司马光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同等地位，主张对其施以信义，双方互利，华夷两安；对于双方的战争采取慎重态度，并反对轻率用兵。例如，《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对于汉武帝使李广利对匈奴用兵一事，司马光就进行了严厉批判：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中尉王温舒坐为奸利，罪当族，自杀；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汉武帝为了让自己的宠妃 李 夫人高兴，便让其兄李广利带兵伐宛，欲以军功封侯，如此轻率地任命将领，是将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战争——这一与关系双方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的大事，视若儿戏，在司马光眼里，这无异于玩火自焚。 

司马光的这种民族观念，是有现实基础的，是基于他对北宋王朝与西夏等少数民族关系的认识。神宗时，西戎部将嵬名山取谅祚来降，神宗发兵迎之，司马光强烈反对，他说： 

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12]（卷336《司马光传》） 

联系《资治通鉴》中对于相关事件的记载，可见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是以另一种形式，向北宋的统治者上疏、谏言，提供鉴古知今的统治经验，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时代责任感。 

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在二百九十四卷、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中，战国秦汉六百二十二年，共六十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共一百零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七；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一年，共一百一十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13](P. 265)体现出详近略古的撰述特点，详细地记载近世的治乱兴衰，更便于北宋的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曾说：“然则今所宜鉴，莫近于唐。”[14]（卷36《唐鉴序》）就说明了这一道理。也说出了司马光感伤国运，以大量切近的史事来为北宋王朝提供政治借鉴的拳拳之心。 

参考文献： 

 [1] 苏天爵．元文类[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 罗振玉校录．天聪朝臣工奏议[M] 台北：文海出版社史料丛刊初编，1964． 

 [3] 司马光．传家集[C]．万有文库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荀子．荀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6] 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 江少虞．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毕沅．续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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