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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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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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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问世迄今已经1190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陈振孙虽然认为“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至明，始谓“政书”。近代以来，称之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其实，称其为制度史也是“习焉不察”。《通典》分九门，兵、边防两门根本不记“古今制度沿革”。尤其“边防”一门，所记周边政权，相当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这表明，《通典》一书的性质并未被真正揭示出来。
近几年，对于《通典》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为“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评价，触及到该书的性质问题。遗憾的是，却没有更加明确和深入的论证。本文特地提出这一问题，与同仁讨论。
一
杜佑的纂修旨趣和《通典》的逻辑结构充分表明，这部书绝不仅仅是一部制度史。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杜佑纂修《通典》的目的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并非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
“安史之乱”后，唐政权由盛转衰，经济、政治、军事、边疆乃至民风民情等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形。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道学的先驱们强调用伦理纲常的传统说教进行教化，以挽救社会危机。杜佑则相反，认为儒家经典、伦理说教多是 “空言”而“罕存法制”，历代众贤的著论只列举“紊失之弊”而缺“匡拯之方”[③]。用这些“空言”说教“振民风”，是收不到救弊的社会效果的。他提出，真正的施政之道应当从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礼法刑政”中去寻找。《进<理道要诀>表》清楚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
显然，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的沿革，只是杜佑探寻“理道”的手段，并非其纂修《通典》的目的。把握住这一点，研究《通典》才不会本末倒置，先认定其为制度史，再按制度史的框子去指责其分门的“破例”等等了。
怎么样通过考察“礼法刑政”沿革，探得“理道”呢？
当时，在儒家经典、众贤著论的“空言”之外，讲求“理道”最有成效的便是以史为鉴了。唐初，魏征以前代亡国之君为戒，规谏唐太宗，使其“善始慎终”，以求“致治”，既有以《隋书》为代表的五代史问世，又有“贞观之治”的出现，史学的鉴戒功用得到充分发挥。然而，时至中唐，形势巨变。杜佑要探寻“理道”，就不能再像唐初那样，仅仅围绕帝王个人的作为进行劝戒了，时势要求他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和解决问题。《通典》成书后二年，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又将其摘录成《理道要诀》一书。在自序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
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鉴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④]
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该书今已不存，但《隋书》卷五八记李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性长议论”，“著[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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