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光宗实录》与《三朝要典》的编修 |
 |
时间：2009-7-24 13:46:30 来源：不详
|
|
|
一、《明光宗实录》的纂修背景
天启元年六月己卯，在明熹宗的敕谕下，以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的实录馆组成，《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正式开始。按照熹宗皇帝的谕令，与累朝一样，纂修《明光宗实录》也是将先帝的德泽、惠政记录下来，以“光缵前摹，昭垂后范”[i]，然而这朝实录中的关键人物——光宗朱常洛，却是明代的一位不同寻常的皇帝，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底即位，九月初便崩亡，仅仅做了一月天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位虽短，却牵连进了一系列不可息止的皇室纠纷、一桩桩宫廷疑案和与此相关的激烈党争。
万历年间，明神宗因宠爱贵妃郑氏爱及贵妃子常洵，迟迟不肯立长子常洛为太子，朝野纷传神宗将废长立爱，舆论大哗，大臣群起争请早立长子，争论达十余年之久。围绕着建储争议，朝中形成了东林党和浙党两个较大的党派集团(时尚有齐、楚、昆诸党，均附从浙党)，东林党攻击执政的浙党保禄固宠，依违神宗、郑氏；浙党则指东林党人无事生非，开明代党争先声，这便是明代历史上的“争国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持梃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监，被拿获下狱勘问。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张差疯癫具狱，刑部主事王之寀私下审问,却发现张差并非疯癫，且词连郑贵妃两个内侍，舆论大起，东林党人要求重新会审，因明神宗、太子共同出面调停，杖毙郑氏内监而息止了争端，是为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光宗继位，郑贵妃连进女御八人，使其不一月即病。中官崔文升进药，光宗病情却加重，又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药丸，光宗连服两粒后身亡，此为“红丸案”。光宗死后不久，居住乾清宫、欲图控制新君的李选侍又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迫居哕鸾宫，又为“移宫案”。
国本之争方息，又“三案”连起，内外议论沸腾，猜疑遍地。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光宗方驾崩三月，詹事公鼐就因此上疏请将光宗朝事别为一录，说：“近闻南北臣僚所论，先帝升遐—节，迹涉怪异，语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掩先帝考终之美，贻陛下共戴之誉，臣力思涤濯。”[ii]从中可看出，《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意图在替君主进行洗刷。
《明光宗实录》纂修于各派政治力量借助“三案”排斥异己的党争激烈之时。天启初年的党争是万历年末年东林党与浙党之争的延续。当时，由于对光宗长子朱由校的拥立之功，东林党人势力大盛，叶向高出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iii]，他们力指梃击红丸案为郑贵妃谋害光宗，欲以己子代之的阴谋，浙党方从哲等人庇护郑贵妃，其罪可杀。方从哲等人一面上疏以可灼进药出自圣断自辩，一面抓住“移宫”一案，攻东林党以此贪居“定策之功”，陷主上于不孝。朝堂之上顿时聚讼纷纷。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态度和立场将光宗朝事迹，特别是光宗崩立前的“梃击”、“红丸”二案写进史册，需要慎重斟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左都御史邹元标的奏疏中提到：“诸臣说到先帝大事，令人搁笔，说到壬辰以后诸相事，令人搁笔，谁敢领此?”可见纂修取舍的艰苦难决，这也影响了撰写速度，《明光宗实录》虽仅有八卷，却纂修了三年多，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七日方才完成。
二、初修本《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实录》有初修本和后来改修之本，而留存至今的乃是天启三年(1623年)成书的初修本。今史界论及《明光宗实录》，往往含混地认为它是按党派意愿纂写，甚至指其“沦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iv]，其实这部由叶向高删润的初修本《光宗实录》值得我们再加以分析，今存《光宗实录》初修本八卷，卷一叙述光宗登基前，备位东宫前后事，涉及到“国本”和“梃击”两大事。卷二至卷八载光宗登基到崩亡间事，关涉“红丸”一案。由于“国本”、“梃击”两事词连神宗宠妃郑氏，并关碍[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