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史书中，以“选举”立目，对官员的培养、选任和考核黜陟制度进行专门记述的，始于唐代杜佑《通典》；该书二百卷，共设九门，分别记述自上古至唐代中叶的典章制度；而《选举》门六卷，名列第二，排序在《食货》门之后；体现了作者对选举制度的高度重视。纪传体正史中设《选举志》，则始于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之后，《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皆有《选举志》。其中，《明史·选举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一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兹就各自特点及其地位简述如下。

一

     清开史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质性修撰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自此，由徐元文总裁，众史臣分工撰写，万斯同负责审定；“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1](p287)。其中，《选举志》八卷，分别为：科目分上、下二卷，其中，上卷记乡试；下卷记会试、殿试，附载武科举。学校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记贡途，即国子监生之来源，包括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中卷记国子监；下卷记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附载宗学、社学和武学。荐举一卷，附载保举。铨选分上、下二卷，上卷记文官选任和考核制度；下卷记武官袭替、升授和选任之制，附载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之制。全《志》共计四万一千余字，是为《明史·选举志》的第一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开创了《明史·选举志》的基本规模，表现有二：一是初步确定了该《志》的内容框架；二是收载了有关明代选举制度各方面的基本史料，具有奠基之功。

    其二，所收史料，主要取材于《明实录》、《明会典》等在当时看来已是第一手的明史文献，另有黄佐《南雍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圻《续文献通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等多种重要明史文献。史料来源可靠而广泛，为保证该《志》的撰写质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三，总体上仍属草创之作．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结构设计尚不够合理，最明显的，是学校部分把“贡途”从府、州、县儒学和国子监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卷记述。而事实上，“贡途”既是府、州、县儒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子监生来源的主体；包括岁贡、选贡等在内的“贡途”状况，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二者的办学状况；故分开记述不利于充分表现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它部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二是各卷质量参差不齐。八卷中，荐举一卷和铨选两卷较为成熟，不仅对相关制度做了初步的分类记述，而且对制度和史事的演变特点及原因也有所分析，如荐举卷指出洪武荐举与此后荐举之差异：“大抵明初重荐举人才，而自洪武以降，尤重举官之法。”铨选上卷指出政治败坏对人才的影响：“盖明之人材，一坏于毅宗之荡佚，再坏于神宗之废弛，迨门户起，其害相纠结者三十余年，至于国家丧亡而后止，皆万历间所酿成也。”都能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但在内容归类上仍存在明显不妥之处，如“庶吉士”并非官职，却载于文官铨选卷；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皆非武职任职，却附载于武职铨选卷。而科目两卷和学校三卷，还基本处于按年代顺序编排胪列相关史料的阶段，对所载内容基本未予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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