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方纂修《明史》，是史学界多有研究和普遍关注的问题。几年前，笔者曾经撰写《〈明史〉的纂修与清朝官方的明史学》一文［1］，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近来，笔者读到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的两篇专题论文，对清顺治朝和康熙四年纂修《明史》的问题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且涉及笔者的某些论述，因而重新予以检讨、审视和研究，并撰成此文。一方面，这是对笔者前此的某些表述略加修订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对何冠彪博士的主要见解提出商榷。

一、清顺治朝命修《明史》的动机与结果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2］（P141），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这种具有定员、定额和明确纂修人选的组织方式，应当视为正式组成了明史馆（注：《清史列传·朱之锡传》载其顺治十二年上疏称，“自国家定鼎以来，开馆纂修《明史》”云云，是当时组建了明史馆，但其独立行使修史任务的权力甚小，有关事务多依靠于内三院。）。

然而，当时各地的抗清斗争仍然十分炽烈，战争未息，经济凋敝，并不具备纂修大型史书的条件。清廷所以这样匆忙地准备纂修《明史》，是另有政治目的的。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便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将清廷显示为一个替代明朝的正统政权，这对于消减汉人反清情绪，对于占领全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颇为必要的。为此，清统治者实施了与历史、史学相关联的两大举措：一是继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将明太祖牌位移入历代帝王庙、祭文中明确宣布明朝已经灭亡之后，顺治二年三月又定议祭祀历代帝王［2］（P130）； 二是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

中国古代自唐朝之后，向有新建王朝纂修胜朝一代之史的惯例。清廷随祭祀历代帝王之后，紧接着纂修《明史》，等于再次强化明朝已经灭亡的宣传声势，并使自身具备继明朝而兴的新王朝形象。祭祀历代帝王和下令纂修《明史》，都具有配合清廷战略目标的政治舆论性作用，其影响虽不及“薙发令”或其他镇压措施迅猛，但却没有激化民族矛盾的后果。而纂修《明史》，更能抓住汉族士人传统的心理素质，便于怀柔、笼络与安排已经归附清廷的汉族文官。至于当时是否具备纂修《明史》的条件，对清廷来说是次要的问题。

整个顺治朝在纂修《明史》的史料问题上，仅仅关注《明实录》，而其中却出现意外的损失，即发现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明代实录缺失。于是，人们传闻是原在明朝曾投靠宦官魏忠贤、此时当上清朝明史馆总裁的冯铨捣鬼，怀疑他得见天启四年《明实录》多记有他本人的劣迹，于是窃取销毁［3］（卷5）。顺治五年（1648年）九月，清廷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2］（P321）后来，又多次有大臣提议征求该年份的文献史料，但均属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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