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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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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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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以“不加赋”为世代相承的祖训，对此，自清季以迄于今，论者褒贬不一。晚清黄遵宪称“永不加征之谕，皇祖有训”，“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轻赋者”［（１）］。章太炎却专文论说：“不加赋难”［（２）］，并在《讨满洲檄》中直斥“永不加赋”乃“外窃仁声，内为饕餮”［（３）］。近人孟森以为“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４）］。而刘兰青竟言：“清统治者有高喊‘永不加赋’，正是其加赋有愧心理的外露，常规收入均有定额则是造成人们错觉的假象”［（５）］。
看来，人们对清代“不加赋”不仅评价高下悬殊，而且论点针锋相对。争议的焦点即有清一代是加赋，抑或“永不加赋”？下面先对清帝所谓的“不加赋”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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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赋”肇始于清入关之初，当时系针对明季“三饷加派”而言。李霨所撰《范文程传》记云：“（文程）招集诸曹胥吏，收其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征求新册，公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其可更求？”［（６）］范文程力主以万历旧额为征赋依据，即豁除“三饷加派”。迨至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明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７）］当年十月世祖即位诏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８）］。按万历末三次加派辽饷，亩增银９厘，共５２０万两；天启、崇祯间又一再加派剿饷、练饷，是为“三饷”；总计每年增赋一千六七百万两。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９）］，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康熙即位予以“急停”［（１０）］之外，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１／３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１１）］，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
正是由于这一原故，顺治十四年命编《赋役全书》时谕称：“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１２）］，其“万历年间”，实指万历四十八年，这可举该谕旨中“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１３）］为证。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重修的《简明赋役全书》虽将顺治以来新增户口、田土增入，并删去丝秒以下尾数，但书成以后，“以九卿议旧书行之已久，新书停其颁发”［（１４）］。据此，顺治十四年修纂的《赋役全书》所载万历四十八年“钱粮则例”及地丁原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后虽因户口、垦田增加而地丁总额逐渐上升，但就全国每年丁粮田赋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力求恢复万历旧额的问题［（１５）］。
至康熙五十一年谕定丁银总额，是“不加赋”的重要举措。此谕命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１６）］。五十二年《恩诏》重申此谕，并首揭“续生人丁，永不加赋”［（１７）］。雍正初进一步将丁银额数摊入地亩。自是，清代地丁合二为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田赋。
康熙的“永不加赋”虽专指丁银而言，但在逻辑上，很容易推出地亩尽管不断增垦而田赋亦当勒为定额的结论。大学士朱轼在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奏陈地刑政事折”中即明言：“夫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着为定例。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１８）］。朱轼此奏是针对雍正年间四川清丈滋扰及广西。河南报垦田地不实而发，他认为清丈、报垦之弊在于使小民增赋。新登极的乾隆完全接受了自己恩师的建议，立即谕禁虚报开垦，谕称：“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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