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状况直到晚清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黄遵宪通过在日本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对“永不加征”的国策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全面的检讨，他倡言学习西方“以天下财治天下事”［（６９）］的财政思想。严复进而明确指出：“赋无厚薄，惟其宜。就令不征一钱，而徒任国事之废驰，庶绩之堕颓，民亦安用此俭国乎？且民非畏重赋也，薄而力所不胜，虽薄犹重也。故国之所急，在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７０）］至于如何“开利源”，黄遵宪则提出“群工众商，皆利之府”［（７１）］，只有发展工商业，尽辟地利，才能缓解人口压力，广开财源。黄遵宪、严复等有识之士在欧风美雨浸润之下，开始走出了赋重、赋轻的争论误区，跳出了传统治国理财思想的窠臼，尽管他们的批判还不尽彻底，毕竟使在黑暗中艰难探索中国出路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微弱的曙光。
１８世纪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已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蹒跚地迈进了由传统通向现代的门槛。人们处处感觉到已经僵死的旧体制所面临的由人口膨胀带来的空前压力。正像旧的躯壳已不能容纳体内新生活力势必蜕变一样，中国社会内部也正酝酿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由于西方冲击日益剧烈而显得格外迫切。然而，中华民族因袭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清朝统治者对外域文化思想又采取拒斥的政策，因而贻误了这一变革的宝贵时机，留下了千古遗恨。通过研究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许会促使和加深今人对这一段历史经验的反思吧！
（１）（４９）《日本国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总９６，台湾文海出版社，卷１６，２３页。（２）（５３）《訄书·不加赋难第三十三》，《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册，７６—７７页。（３）《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书店１９９２年版，卷２，３５页。（４）《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下册４０１页。（５）《平准学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５辑，上册４７４页。（６）《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上册２９页。（７）（８）《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６，９—１０页，卷９，１２—１３页。（９）《清世祖实录》卷５３，１７页。《清朝文献通考》考４８５８，商务印书馆。（１０）《清圣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５，１９—２０页。（１１）据《（嘉庆）松江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１９９１年版，卷２１。（１２）（１３）《清世祖实录》卷１１２，７—８页。（１４）《清朝文献通考》考４８６５，又《清圣祖实录》卷１２０，７页，卷１２３，２页；（１５）各省所征钱粮多不及万历旧额，以四川最突出，至康熙四十九年“现征钱粮甫及原额十分之一”，《清朝文献通考》考４８６８。（１６）《清圣祖实录》２４９，１６页。（１７）《（光绪）大清会典》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卷１７，３页。（１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２５辑，２４３—２４４页。（１９）《清高宗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４，３７页。（２０）《大清律例通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４３３页。（２１）《清朝文献通考》考４８９０。（２２）明清官方统计耕地数字的失实，中外学者大致取得了共识。何炳棣早已指出：“明清两代的土地数字并不代表实际的耕地面积；最后分析起来，只能认为是纳税单位”（《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前言”１页）。８０年代初潘喆与唐世儒“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一文，则以现存清代获鹿县编审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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