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也带来了可用于实战的新式火炮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军舰的模型。是年八月底，乾隆巡幸返京后很快前往圆明园观看英国“贡品”，对一艘装配１１０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据斯当东的记载，乾隆向在场英国使团人员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６２）］。而《清实录》记载，乾隆于参观之后立即通过军机处密谕有关督抚：“英吉利在西详诸国中较为强悍”［（６３）］，九月初一再次密谕沿海各自督抚加强海疆防范，谕称：“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６４）］。乾隆确实说了些看不起英夷的大话［（６５）］，但其内心深处已意识到制海权已为英夷控制，装备陈旧的大清水师绝不能与敌周旋海上，因而他才退而强化陆防。显然，国防的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财政短绌和财政体制的缺少弹性。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不加赋”对世界形势剧变中面临变革的中国的束缚是何等严重。
３
实际上对“不加赋”利弊的检讨由来已久。康熙时治河名臣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准古证今，就低科算，“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而现征额赋尚不及此数１／３。他深感赋税过轻，并认为由此造成了水利不修、赋轻民惰和生者寡而食者众三大弊［（６６）］。应该承认，靳辅所估应得岁额之数并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绝难成为现实。从理论上讲，靳辅此种生财裕饷之道不仅与儒家不言利或罕言利［（６７）］的传统思想相悖，且极易滑入重赋敛民的危险歧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清丈、垦荒之类举措求得以实际耕地为准征赋的办法窒碍重重［（６８）］。靳辅的计划行不通，正如历史上王安石方田、张居正清丈只能以失败告终一样。总之，这是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的两种对立思路，王安石、张居正、靳辅，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雍正在内，其作法尽管言之成理，在当时都难免受到正人君子的责难；而范文程、朱轼、康熙、乾隆等所谓醇儒仁主墨守并非无懈可击的轻徭薄赋政策却总是博得普遍的赞颂。
然而，当中国历史进入到１８世纪以后，“不加赋”作为一种千古美政却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似乎是桂芳最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提出的“使工无作淫巧，商无致罕异，驱游惰之民而返之南亩，令粟菽布帛之积所在充牣”的疗救药方却委实令人十分失望。桂芳与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对因人口膨胀、物价猛涨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均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幸的是，他们囿于传统的观念。都不能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以推进社会变革的方案，而只是力图恢复昔日以农为本、井然有序、风尚淳朴、宁谧清静的田园时代。因此，桂芳等人对“不加赋”的非议虽然较之靳辅的主张有更珍贵的认识价值，其实质却是保守和反动的。
这种在传统思想框架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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