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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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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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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
乾隆中岁入经费四千数百万余两中，地丁一项即近３０００万两［（３０）］，约占岁入经费７０％。自是地丁每年稳定在２９００余万两至３２００余万两之间［（３１）］，而咸丰初之前，岁入各项经费亦在４３００万余两至３７００万余两上下浮动［（３２）］。据此，地丁一项在全部岁入经费中始终保持７成以上的比例。在“量入制出”［（３３）］财政原则指导下，由于占如此重要地位的田赋收入有常，很难想像岁出经费有多大回旋余地。国家遇到军需、河工、赈济等经费外的巨大开支，当然也只能靠开事例大捐及盐商富贾报效等经费外收入来弥补了。
假如清代二百六七十年始终能维持物价低廉、风气淳朴的局面，最高统治者又能躬行节俭，讲求开源节流的理财之道，上述几近僵化不变的财政经制或许不致出现危机。然而，恰恰从雍乾之际起，出现了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其中对财政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急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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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最早敏锐的抓住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这一要害的当推桂芳，他在嘉庆十九年撰文指出：“康熙、雍正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３４）］。照此说法，从雍乾之际至嘉庆晚期大约８０年间，物价上涨３倍，银钱则贬值为原有的１／３。据今人研究，通货膨胀系因人口激增与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所致［（３５）］现存清代有关档案及当时人片断零星的记载，可以证明乾隆年间前后米价上涨幅度在２—４倍之间［（３６）］，而米价翔贵又势必扯动价格总水平上扬，可见桂芳之说大致可信。
物价的急剧上涨已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使“官吏庶民俱汲汲以患不足”［（３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对僵化的财政经制加以调整呢？桂芳解释说：“取民之制，如赋税之入，不能以其币轻而益之。结果只能是“国帑岁下，虽循常则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而如河工料价、军需口粮之属已多溢于例矣”［（３８）］。看来，一切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赋税之入”有常。在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前提下，必欲维持例定岁入岁出，只能彻底锢死调节经济的财政杠杆。
下面先来探讨桂芳所言“虽循常则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这一层意思。
清承明制，内外文武官员俸禄极其微薄。雍正初对固有给薪给制度进行改革，地方文职官员除俸银外，加给养廉，其数额较之原俸高出十数倍、数十倍乃至百数十倍。不过，从往昔私征耗羡到明发养廉，就总额而论，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许多。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及地方大吏的孙嘉淦说养廉尚不及火耗之“少半”［（３９）］，长期主管中央财政的钱陈群亦说火耗“倍之”养廉［（４０）］，确属实情。加以初定养廉时，“两司以上之养廉，不无稍厚，而州县以下，未免犹薄，剧如江浙，瘠如川黔，虽多寡悬殊，其不足于用则一”［（４１）］。是以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４２）］。
在风气淳朴、物价较低的雍乾之际尚且如此，至乾隆中期以后及嘉道年间百物翔贵、风尚奢靡之时，则大臣官吏之困窘竭蹶更可想而知。按道理讲，清廷本应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相应提高廉俸，但囿于僵化的财政经制，且经费岁入又有日益短绌之势，因此额定养廉始终被限制在三百数十万余两［（４３）］，雍正初所定，经乾隆十二年调整确定的督抚以至州县牧令的养廉数额直至清末几乎没有改变［（４４）］。养廉既不敷办公、日用、应酬之需，官员们只好另谋生财之道，即洁身自爱或怵惕因果者亦不能免于收受陋规，如道光年间任陕西督粮道这一肥缺的张集馨，虽自律尚严，每年仍有６万余金的进项［（４５）］，其外快高达本任养廉（２４００两）２０倍以上。至于廉耻丧尽者更大肆贪污婪索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巨案侵蚀捐监银在千万两以上［（４６）］，首犯原任甘藩、升任浙抚王亶望被抄“家赀至三百余万之多”［（４７）］其未经估值、径直没入内务府的古玩字画、西洋奇珍更不知凡几。桂芳所谓“国帑岁下，虽循常规，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盖指此而言。
第一个注意到物价、官俸、吏治之间关系的外国人当属英国人斯当东了。乾隆五十八年他作为英国首次正式访华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在中国短暂逗留期间曾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斯当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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