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康熙初《明史》纂修的废弛

如上文所述，康熙四年再修《明史》，征集史料曾颇有起色，但纂修工作很快废弛。杨椿称，“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十卷，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即反映出这种情况。清廷决定纂修《清世祖实录》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组成实录馆在当年九月，按杨椿的语意，《明史》纂修即于此期间罢止，这是相当明晰的。

但何冠彪《杂考》一文认为，“杨椿的记载甚为笼统”，并举出明遗民阎尔梅在康熙七年的两句诗“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来证明康熙七年《明史》仍在纂修。这迫使笔者不得不废些笔墨说明此事。

阎尔梅是一位恪守遗民气节的文人。清军占据北京后，他曾南渡参与南明抗清事业。见事不可为，乃隐居，游历各地，撰写诗歌多首。其中如《题昭烈庙》一诗：“高皇世祖两贻谋，章武还从末路收。自可王孙承帝统，宁容国贼篡神州。蛮方扩地曾名益，蜀士谈天直姓刘。诸葛死忠谌死孝，当时悔不斩谯周。”［14］（卷3 ）诗中充满忠君爱国、痛恨卖国投降行为的思想感情。但他与龚鼎孳（字孝升）早有旧交，龚氏投降清朝做了高官，仍主动与遗民文人交往，以修补“失节”后的人格形象。康熙七年正月七日（人日），龚鼎孳请阎尔梅等几人饮酒，阎尔梅当场作诗曰：“雁后花前七日春，晴宵围坐百禽茵。尚平犹未完婚嫁，贾谊徒能说鬼神。遍考名山多得意，覃思佳句必惊人。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注：阎尔梅《白耷山人诗二·戊申人日孝升招饮与周山、陆冰修、朱锡鬯、纪伯紫分韵》，载《徐州二遗民集》卷6。诗中“尚平”乃别本异名，即东汉人向子平，隐士，子女婚嫁完毕便不问世事，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终。事见《后汉书·逸民列传》。）最后两句诗字面的意思是：早晨听说修《明史》之时，把洪武元年改纪为戊申年。这实际是挖苦龚鼎孳等人背弃明朝，纂修《明史》连“洪武”年号也不使用。由于洪武元年是戊申年，康熙七年也正好是戊申年，促人前后联想，很有艺术感染力。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不论当时清廷是否正在纂修《明史》，也不论诗人早晨是否真的听到了什么，皆可以这样写作。引用“朝来闻道修明史”来证明《明史》还在纂修，就像引用“尚平犹未完婚嫁”来证明东汉人尚平还活在世上一样可笑。

顺治、康熙两朝开馆纂修《明史》，都未能坚持始终，但废弛、罢止又都不可能公开宣布，朝鲜人不知道《明史》已于康熙六年停修，这毫不奇怪。康熙十五年，朝鲜李朝派来使臣，请求在《明史》中为其先祖夺取君位之事正名，清廷当然不能告知《明史》已经停修，而漫答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等辞令。何冠彪引述这类事例，涉及的是不知内情的朝鲜和未讲实情的清廷，并不能证明《明史》是否还在纂修。

康熙四年开明史馆，乃以满文翻译《明实录》。对此，何冠彪《杂考》认为：顺治二年初设明史馆即有满字誊录官十人，当时修《明史》是要有满文本的，“为了预备满文本，先将重要的史料翻译为满文，是有所需要的”。此言非是，问题的关键是先修成何种文本作为底本。顺治时并未翻译《明实录》，是因为要以汉文本为底本，汉文本完成后再译为满文本，这不需要翻译史料。清入关前与顺治年间纂修实录，是以满文本为底本的；康熙四年纂修《明史》的做法，似乎也是要以满文本为底本。这种不顾史料特点的做法，是极端复旧的行为。面对浩瀚的明史史料，用满文翻译的做法只能将纂修工作带入死胡同。因此，明史纂修工作不待《清世祖实录》开修，就已经走向废弛。不过，纂修《清实录》可以给官方一个退步的台阶，将翻译《明实录》的工作草草收场。杨椿作为雍正、乾隆年间《明史》完成阶段的重要纂修官，应当有机会看到史馆案卷，了解以前的编纂情况。杨椿在编纂《明史》和《明史纲目》工作中，经常与总裁张廷玉见解抵牾，发生激烈争执，关于《明史》“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这段话，正是出现在与总裁争论的书信中。面对顶头上司，岂敢没有根据地乱说！因此，杨椿的追述是不能轻易否认的。

以上笔者辨正何冠彪博士的三个论点，这是他关于顺治朝与康熙初《明史》纂修问题的主要见解。何文注释中还有对笔者一些文句的指摘，限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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