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在《明史》纂修工作上，不过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阄，各依抓得之年抄略《明实录》。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馆的傅维鳞，即抓阄得二十余年时限，馆中规定“止采实录，严禁旁搜”，大有“事既简静，偃息多闲”和“悲岁月之流迈”的感触［4］（《叙传二》）。看来，《明史》纂修人员十分悠闲，无所事事，其成效可想而知。乾隆初，史官杨椿曾追述顺治朝的明史馆，其成绩不过是“仿《通鉴》体仅成数帙”［5］（卷2）。这种所谓的“仿《通鉴》体”明史文稿，实际乃如纂修官傅维鳞所说，“止类编实录”［4］（《叙传二》），即仅仅抄略《明实录》“数帙”以敷衍了事而已。

整个顺治朝在《明史》纂修上之所以无成绩可言，除了客观条件所限之外，清廷对此并不重视是很重要的原因。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是出于政治目的做做姿态，对于应采取怎样的体例、如何处理一些重大的史事，官方并未予以讨论和研究。清廷对《明史》的体例问题，实际上处于无意识、不考虑的状态，根本没有指望它纂修有成。就是这种做做姿态，也是多尔衮掌政时所为。在多尔衮逝世之后，清世祖对《明史》纂修之事更为消极、漠不关心。例如，顺治八年闰二月癸丑日刚林上奏、十六年五月己卯日折库纳上奏，皆要求征求《明实录》所缺年份的文献史料，清廷对此则一是“下所司知之”，二是“报可”［2］（P426，977），实际无任何举措。期间，要求纂修《明史》的奏请者尚多， 无须一一列举，因为都是奏请后再无下文。在顺治朝晚期，不仅没有了纂修《明史》的活动，而且明史馆本身也处于或存或亡之间。请看《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壬午日的记载：“陕西道御史姜图南疏言：‘《明史》一书，虽事属前代，而纂修之典，则在本朝。请发金匮藏书，敕内阁翰林诸臣，开馆编摹，广搜会订，以成信史。’疏下所司。”其中竟然有“开馆编摹”的要求，直似当时已无明史馆的存在，而清廷仍是“疏下所司”，淡然处置。

明代历史纷纭复杂，史料史籍混乱歧异，清理考订十分繁难，清顺治朝确实尚不具备纂修一部高质量《明史》的条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当时并无修成正史的决心，开设明史馆，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史学意识。这是分析顺治朝官方在纂修《明史》问题上的种种现象之时，不可忘记的一个总的前提。大凡出于狭隘、短视政治目的的官方学术文化事业，一旦政治效用过时不显，其事就可能逐渐废弛。

二、康熙四年再修《明史》的背景与成效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逝世，皇三子玄烨以八岁冲龄继皇帝位，是为清圣祖。此时，朝政由索尼、鳌拜等四名辅政大臣执掌，一时保守复旧之风大炽。尤其罕见的是：守旧大臣拟定的所谓遗诏，竟然以“自责”的方式批评清世祖的十四项大的过错，其中之一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2］（P1105）。于是，在“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6］（P73）的口号下，顺治后期的改制措施多被否定，如恢复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历代帝王祀典［6］（P50），裁撤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制度，等等。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的不足三年时间内，制造出“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庄氏史狱”等多项惨烈大案，残酷打击汉人士绅。“庄氏史狱”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案发，因浙江富户庄廷鑨欲借纂辑《明史》留名后世，病死后其父继续雇人编纂，书稿刊印，载有努尔哈赤生平等为时所忌内容，且不避讳“夷寇”、“奴酋”等字样，又采用南明年号纪年，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株连列名参校、刻印、买书等人员甚广。康熙二年结案，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名士、文人、学者实际多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自列入者。因此，“庄氏史狱”既是一个残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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