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史实，笔者曾将康熙四年采取的纂修《明史》举措，与顺治年间的举措同归于清朝纂修《明史》的第一阶段。此阶段未能取得修史的实际成果，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窒息了编纂方法、编纂行为的发挥。但是，清廷至少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定识或进展：第一，清廷应当组织人员纂修《明史》，这是责无旁贷、早晚必须完成的事业。第二，清官方纂修《明史》，是站在继起政权的立场上，而不是敌对立场，这是清廷推崇明太祖等明帝，宽容评价崇祯帝，以及宣称清取天下得自“流贼”之手所必定导致的结果。第三，为修《明史》而重视《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康熙初已认识到应当参考其他史籍，在搜集史料方面也有所作为且取得成效。第四，顺治年间，汤斌等众多臣僚还曾提出相当中肯的纂修方法与纂修立意，清廷未采纳也未加否定，这对于清廷《明史》纂修的认识是有影响的。所以，顺治朝与康熙初对《明史》的纂修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观念、认识与史料问题上，都做了一定的准备，是整个纂修《明史》过程的准备阶段。

三、对何冠彪论点的几处辨正

1999年前后，何冠彪博士发表了关于清朝纂修《明史》的两篇论文：《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下文简称《编纂考》）［10］与《〈明史〉编纂杂考》（下文简称《杂考》）［9］，发掘出许多细微史料，考辨史事也十分认真，对于进一步清理《明史》纂修的详细情节甚有裨益。但是，在有关评价顺治朝和康熙初《明史》纂修的较大问题上，何文却提出一些偏颇的新论点，影响对清朝纂修《明史》整个过程的叙述和评论，有必要予以讨论和辨正。

（一）顺治朝是否曾修成编年体《明史》

何冠彪《编纂考》一文根据谈迁《北游录》中“《明史》成，止编年。范文程阅‘二十一史’，谓编年未尽，仍另撰”［11］（卷8 ）等记述，认为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编年体《明史》已经成书或接近成书”。这种看法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一，从顺治到乾隆年间，清朝官方以及众多参与《明史》纂修的人员，无一人讲过有所谓编年体《明史》修成之言。第二，“《明史》成”字样仅仅出现于《北游录·纪闻》下，而这样孤立的、不明来源的传闻之言，根本不足采信。第三，顺治朝即使纂修简略的编年体《明史》，也不可能完成。因为缺乏明天启间部分年份和崇祯朝实录，又未曾搜采其他史料，根本无法编辑成书。

为了给谈迁《北游录》中的“《明史》成，止编年”之语寻求可信的理由，何文称：“上述记载，乃谈迁在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间于北京朱之锡记室时的见闻。朱之锡在这两年间由弘文院编修转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少詹事兼国史院侍讲学士、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等官。因此，作为朱之锡记室，谈迁的记载理应可信。”这里罗列朱之锡的“词臣”官职，强调谈迁为朱之锡的记室，其实对其论点毫无补益，却适得其反。因为谈迁将之写在《纪闻》，即说明来自于局外传闻，而不是得自朱之锡等文官。朱之锡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上疏，奏请广泛征集与购求明季档案文献和史书，提到此前纂修《明史》，“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12］（《朱之锡传》），表明朱之锡决无“《明史》成”之类的说法。

谈迁的《北游录》是笔记杂录之书，内容有纪程、纪邮、纪闻、纪咏、纪文等五类。纪程是旅途中的日记，其中多亲眼所见社会民生状况；纪邮为留居北京等地时的日记，其中多简略记录与当时人士的交往；纪咏、纪文，乃这一时期所作诗文；惟纪闻是关于清初的传闻轶事，其中多道听途说，随手记录，而不论其真伪。谈迁在《北游录·纪闻》的自序中感慨自己身份低下，难得机会与贵人、硕儒谈说时事，“馀则垣壁桯杌之是徇，余之愦愦，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闻其略也，若锢我荒篱之下，禽籁虫吟，聊足入耳，能倾隃糜之残沈乎哉？”这段自序主旨是说他幸而到北方一游，才听得许多传闻，但同时也透露出这些传闻多得自“垣壁桯杌”之间，即市井、乡间的闲谈。朱之锡《北游录序》赞扬谈迁勤于记述，其文曰：“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这种勤于记述的笔记，当然是过而存之，不遑辨别真伪的。谈迁的其他笔记之作，也是这种风格。如《枣林杂俎》，明人高弘图为之写序，称其“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13］。笔记乃是有闻必录，不同于认真的历史著述，谈迁写于《北游录·纪闻》中的传闻，他自己也并非都予以相信。如果缺乏其他史料的有效配合，把这样的笔记传闻当成立论依据，实在有失于严谨。

《编纂考》一文还引述了雍正、乾隆时史官杨椿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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