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乾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

    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乾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乾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顾炎武也曾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今之语录几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注：顾炎武：《亭林诗文全集·卷六·下学指南序》，《四部备要》本。） 清初学人厌倦了理学的空谈心性和游谈无根。他们认为这种空谈、游谈的恶果要么是脱离了圣道，引发士风的放纵；要么迂腐无用，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束手无策。他们普遍推崇征实的学风，重新重视考据，以期回到儒学原典的经世传统中来。
    二是乾嘉汉学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并非都是治学忘了世事。汉学家认为，“六经”是个完整的系统。他们一个共喻的前提是，通过考证，可以恢复三代历史制度之真貌。而这种客观的考证，可以破除理学家关于理的不确定性。汉学家认为理学杂于释老，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本体，以此解经，可谓是“蚀经诬圣”，带来许多流弊。他们真诚地认为，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恢复以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分析一下乾嘉汉学吴、皖两派的治经意图，便可知道他们也并不是死搞学问，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在内。元和惠栋以治《易》著名，之所以“凡汉皆好”，固然是因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但也有与宋儒作难的意思。通过治汉学，杨向奎认为他在两方面反对理学：“一是他否定‘先天’、‘无极’等说，一是他对‘理’字有别解。”（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20页。） 惠栋还大胆地批评宋儒：“宋儒之祸，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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