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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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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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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淡，其支离破碎的弊端日益显现，除了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士人道德感的缺失因素外，一些汉学家也在对此反思，孜孜于文字训诂、版本考证，成就固足以炫世；但是读书与做人离析为二，做学问只求客观不求价值判断，或者说只求真不求善，如此必然会造成道德的冷漠和信仰丧失。他们试图将通经、修德、致用再次统一起来的努力有二：
一是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主张治经要以求义理为本。他们的“义理”和理学家的义理的区别，在于阐发原始儒学的精神。如焦循对拘泥于汉儒传注、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甚为反感，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注：焦循：《雕菰集·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4页。）。他治经以戴震为旨归，致力于新义理疏证。焦循所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其所阐发的哲学关注点仍在于世道人心，只是区别于理学家的义理而已。阮元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他批评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以至偏离了圣道，但他同时也批评考据家“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他认为这就好比是终年徘徊于圣人的“门庑之间”，还没有登堂入室（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应该看到，阮元是反理学的汉学家，他的所谓“圣道”也是有别于宋儒的。他从1801年到1823年先后撰写了三篇有关儒家哲学的重要著作，其中以《性命古训》最为著名，以此作出反宋儒的关于“性”、“命”、“仁”的新解释。
二是在汉学的基础上适度肯定宋学。汉学家求客观、重考据，更近似于今天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但考古与现实的联系总是隔了一层；而宋儒治经，尽管有臆说之病，但还是有寄托而善于发挥微言大义，容易与现实联系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汉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未必相信宋学，但也不像他们的前辈如惠、戴等人反宋学了。如段玉裁，已意识到白首致力考据于世无甚裨益。有感于“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挐”的社会现实，他七十五岁时甚至叹息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结果是“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段是戴震的学生，他的《说文解字注》关于“理”、“性”、“道”等字一切变更宋儒故训，尽管他做的是说字的书，但多少也能体现一些乃师反理学之精神。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以学人弃洛闽之学为忧。他认为：“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对那些言小学崇尚汉人、非议朱子的说法，段氏斥之为“此言尤悖”，他表示自己要常读朱子的书“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自全”（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又据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仪征阮夫子（元）、金坛段若膺（玉裁）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29页。） 此段引文提及阮元，他是有名的汉学“护法”，此时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鄙薄宋学，而有调合汉宋的倾向了。他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第32页。） 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合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
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三是理学（或曰宋学）势力的回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下文重点讨论。 三、汉宋之争与理学势力的回潮
清中叶的汉宋之争一般认为是以方东树和江藩的论争为标志的，其实汉宋之争在乾嘉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康熙中叶）已露端倪。只是乾、嘉时宋学已势单力孤，不足以张其军。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以反击汉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形势才有了变化，宋学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乾、嘉时期，理学溃不成军，汉学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成了显学。梁启超曾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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