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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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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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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大获全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4页。） 梁氏此说大体不错。汉学之所以取代理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初顾炎武“理学即经学”、“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的学术路向，对其后的学者影响甚大。学人普遍认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未受释道的污染，更切近孔门原旨。其次是阎若璩、胡渭等人对伪古文《尚书》和《易图》的考证无形中动摇了理学的立论基础。再次，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确实也造就了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则为非作歹，致使人们普遍厌弃理学。
理学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出于专制的需要有意倡导甚至偏袒汉学。关于这一点，钱穆的《国史大纲》说，清廷提倡程朱理学，乃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1页。）。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理学家一方面是三纲五常的尊奉者；另一方面也标榜“从道不从君”，喜欢以“天理”格君心，成为对帝王专制的牵制者。“文谏死”似乎成了理学家的传统，而这每每引起皇帝的不快。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爱到厌恶的过程。原因即是程朱学说中的一些内容易与皇权发生冲突。据洪亮吉纂修的《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对于张廷玉、鄂尔泰、孙嘉淦、朱轼等人“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甚为反感，他甚至公开批评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反理学的风气似乎得到统治者某种程度的宽容。咸丰时期，曾国藩受理学精神的鼓舞，给皇帝上了一篇《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尖锐地批评咸丰帝本人的私德，惹得咸丰帝大为不快，几欲治曾的罪。咸丰帝曾经问曾国藩的好友吴廷栋说：“何以学程朱者多拘迂？”（注：参见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咸丰二年条下，清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刊本。） 以上所举，说明了清帝既利用理学又忌讳理学的心态。
在此种背景下，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几乎成了过街之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对这种思潮不满的人则显得有点落落寡合。章学诚说：“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始作俑。”（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第611页。） 章氏年辈较戴稍晚，基本是同时人，他对戴震的批评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这段话至少标明了民间反理学势力之高涨。从看官方的态度看，乾隆三十八年（1771年）姚鼐在朱筠的推荐下，进入四库馆撰写提要，但在汉学极盛时代，理学家多受到排斥。由于姚氏的理学背景，所撰提要经常受到其他馆臣的抵制，逼得姚鼐最后辞职离开（注：参见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下，清同治戊辰年刊本。）。让理学家更为难堪的是，元明以来的科举考试一直要求固守朱注，此时却可以与朱熹立异，考试的答策“必诋宋儒”，书店中已买不到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了。邵懿辰说：“方乾隆中，士大夫骛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注：邵懿辰：《半岩庐遗文·王孝子传》，《仁和邵氏半岩庐所著书》之五，清同治元年刊本。） 乾隆时期的昭梿说：“近世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注：昭梿：《啸亭杂录·满洲二理学之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由此可见理学之萧条。
理学萧条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汉学家江藩一段颇为得意的话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说，乾隆帝钦定或敕撰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几乎全采汉说：“于《诗》则依据毛、郑……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于《春秋》则取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我们知道，元明两朝直至康、雍时期的科考经注无一不在朱熹理学范围之内（注：参见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乾隆帝一反乃父乃祖甚至元明之成法，“五经”注疏尽废宋说（当然，“四书”仍依朱注），实际上对朱熹的权威是个不小的打击，也难怪应举的士人答策“必诋宋儒”了。
在此种背景下，从乾隆至道光初年的汉宋之争，尽管有程晋芳、翁方纲、姚鼐等宋学派的抗争，但总起来讲，宋学溃不成军，势单力孤。当然情况很复杂，汉宋营垒也不是绝对分明的。汉学家中的有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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