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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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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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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真是扞格不通。又如戴震批评宋儒理欲之辨“祸斯民甚烈”，方东树反驳说：“程朱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方氏认为，程朱理欲之辨是针对帝王与学人的心术而言，并非是针对民情好恶而言。他认为戴震的“达情遂欲”说会引发邪欲的流行。
以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看来，汉学家重证据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这合乎科学的求是精神。即使对三代时的车制和服饰，从现代的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意义上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毕竟求是与致用是两回事。但是在方东树的时代，“以经术饰政术”仍是中国的传统，汉学家治经考经的目的他们自认为仍是为了经世和应用。一旦方东树揭破了他们皇帝的新装，指责他们的考据不仅越考越糊涂，而且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了无益处，这的确也戳到了他们的要害和痛处。方氏的学生苏惇元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考证之学“随之渐熄”（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苏惇元序》，清同治七年刊本。），这当然有点吹捧和夸大的味道，事实上直到晚清，考证学仍在延绵不断，但方东树的指责让汉学家为之气沮倒是实情。
其实，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关于儒学的学问，都是读同样的经典，宗共同的祖师，有同样的信仰，本质差别是不太大的。区别在于，理学家的经学是哲学式的研究，是六经注我的方法；而汉学家的经学则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以还原经书本义为目的。在理学家那里，儒家伦理道德有天道或本体的支撑，带有宗教家的味道；而汉学家则认为理学家的理本体杂糅了释道，他们试图以训诂的方法将其消解，以恢复原始儒学之真义。说到底，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是中世纪时代的一种善良和秩序教育。方东树当然还看不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汉学家“痛斥穷理，力辟克己反心之学”，会造成人欲横流和社会风俗的败坏。他攻击汉学家为情欲张目，从而“忿欲任情，逾闲荡检，惟以有著述为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贪黩卑污者有之，淫纵邪行者有之，愪忿忮克者有之，举无妨于经学通儒之名”（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6页。）。这虽然有些过分，但也不全是污赖之词。如段玉裁当县令贪污；王旭收徒敛财；惠栋的父亲惠士奇被皇帝罚用私财修镇江城，可见其居官敛财之多；毕沅、阮元幕府中汉学家们的丑闻；汪中、焦循、江藩之流的狂狷等等（注：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1—22页。）。当然，这些材料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为人清介、志节高尚、官声不错的人，如洪亮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孙星衍、江声、武亿等人。同样，道学家中也不是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伪道学和腐败分子。方东树虽然有些偏激和意气用事，但起码说明一点：他对汉学的抨击绝不仅仅局限于治学的技术层面，而是表达了一个知识人对学人通经、修德和致用发生断裂的忧虑。正如日本学者滨口富士雄所指出的，对于鸦片战争前夕吏治腐败、道德堕落、人心风俗和社会环境恶化，方东树认为汉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鼓吹毫无价值的考证方法应对此负责（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后再重印，三十年中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注：参见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他说出了一批久受压抑的理学家或同情理学的人物心中想说的话，他们想重新祭起道学家理欲之辨的老调，以表达他们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如沈垚、藩德舆、陈寿祺、管同、梅曾亮、姚莹、吴廷栋、张海珊等人都言人心风俗之弊，普遍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注：管同：《因寄轩集初集·与朱干臣书》，清光绪己卯年合肥张士珩本。）。他们认为救世的药石是端正学术、明理欲之辨。理学家倭仁在京师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注：徐珂：《八旗学派》，《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1页。“吃糠会”的记载还见于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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