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
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
|
|
秦灰。”（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看来，惠氏的汉学有纯洁经典、再扶圣道的经世目的。再看皖派。该派以治三礼著名，戴震及其后学凌廷堪、阮元等人都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凌氏甚至还提出了“以礼代理”的主张。他们认为礼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强，不像理学那样虚妄。他们考礼的目的仍是参与治道，以期社会回到三代之治。对此种治学思路，汉学家江藩说得十分清楚。他先是批评魏晋经学杂糅老庄，继而批评宋代经学杂糅释老，指责他们“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汉代经学才是儒学之正轨，由此入手，才能“被教养之泽”，进入“三代之隆轨”（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汉学家除治经外，还以考据的方法治史学和诸子学，从文本看来似乎没有思想，但也不能否定有些汉学家考据背后的经世企图。
但是事物发展到极致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学术思潮也有一个盛极必衰的过程。作为对明末理学的反拨，乾嘉学术不谈义理了。（当然也并非都是如此，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还是重视义理的，但是戴震作《原善》谈义理，即遭到众学人的耻笑，“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注：转引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领会经学之真义。到了后来，考证学的经世意义逐渐隐去，为考证而考证成了唯一目的。梁启超说：“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据梁氏统计，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曾津津乐道：“我朝儒学笃实……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旨哉！”（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页。） 其实学风笃实固然比理学家轻立宗旨可取，但是“白首尚不能穷经”是否也意味着这样把学问给做死了？我们从阮元的话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其实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此不妨推想，即使没有外部政治环境的逼促，仅从学术发展内在的理路看，在嘉道之际也应该到了学术转向的时候。班固曾批评汉代经学“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67页。）。东汉章句经学的繁芜支离、走向极端，便促成了魏晋玄学家以老庄义理解经，从而使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当然乾嘉汉学与汉代经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在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学术界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饾饤文字，沉溺于烦琐考据中不知所归，一字聚讼，动辄数千万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如此学风，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
促进清中叶由考据学风向经世致用学风转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形势和人心风俗的变化。自乾隆朝中后期始，社会矛盾开始深化，已呈现出中衰的迹象。进入嘉、道时期，更是“日之将夕”，危机四伏。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和贪贿公行。乾隆时期，“侵贪之员，比比皆是”；嘉、道以降，官吏的贪婪更是骇人听闻：“州县舞弊，不过数万，省司则至数十万，部府则至千百万。此犹书吏耳，而堂官大吏，又从可知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道、咸时期的官吏张集馨所作《道咸宦海见闻录》披露的官场黑暗和腐败，让人真是触目惊心。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出道、咸时期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了。
与官吏的贪污腐败相偕而行的是士风的无耻和对国计民生的冷漠和麻木。龚自珍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