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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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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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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灿：《中州先哲传·倭仁》。）。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固守程朱的理学家奉为正宗，大力表彰一批为官清廉的理学名臣。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也受师友影响接受了理学，并调合汉宋，走上了理学经世的道路。所以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这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无法绕开政治、无法绕开社会现实的。
胡适在评价清中叶学术时说：“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以期有助于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国家。”（注：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见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清中叶学术出现的三个转向， 扭转了乾嘉学术的发展路向，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的大旗由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接过，成为传播西学、鼓吹民主、倡导变法的理论工具。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这些人物镇压了太平天国，扶清朝的江山于未倒，而且持身严正，清廉自律，促成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使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汉学的义理化倾向激发了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重新思考学以致用的问题。汉学家的科学求是精神与救世热情结合起来，促成了一批士人将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经学扩大到域外地理、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总之，清中叶学术的转向，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学术之反拨，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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