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
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
|
|
人物也还同情宋学。如乾嘉时校雠名家顾广圻、《尔雅》专家邵晋涵、考据家刘台拱等人都不满汉学者讥议宋儒，主张兼采汉宋之长。但是总的来说，理学的信仰者甚为寥落。姚鼐虽然不得不对汉学作出妥协，他肯定考据的长处，但反对攻击程朱。他发表了《赠钱献之序》、《复蒋松如书》等一些批评汉学家的文章，但声音小，力量弱，在乾嘉时的汉宋之争中他基本上是个失败者。姚鼐最后不得不辞官，回乡投身教育，执教数十年，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名重一时的信奉理学的学者和文人，为道光之后的理学及桐城文派的复兴埋下了种子。
汉宋之争的对峙，以方东树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汉学商兑》为标志，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宋学派有东山再起的苗头。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师从姚鼐，是有名的“姚门四杰”之一。他连应乡试十次，直到五十岁也未能博一第，后不复试。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辗转四方，寻求教职或入幕，借以养家糊口，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在《答姚石甫书》中，他说：“仆孤穷于世，遝独无见收之人，乃至无一人可共语。”（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答姚石甫书》，清同治七年刊本。） 他的孤立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在于当汉学大炽之时，宗程朱的他显得落落寡合。1818年，汉学家江藩刊印《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将不符合汉儒训诂之学的概摒弃不录，与宋学有一点牵连的也予以拒绝。其书严汉宋之分，而且对宋学不无讥讽，甚至把考证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置于最后一卷，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仍与理学有牵连。应该说这也是一部充满门户之见的书。受此书的刺激，同样持门户之见的方东树奋起还击，写成《汉学商兑》，对从清初毛奇龄以来的反宋学言论逐一批驳，并对汉学的治学方法大肆抨击，展开了对汉学的全面反攻和清算。
《汉学商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对汉学家群起攻击程朱表示愤慨。他说：“今汉学诸公，口言诵法孔氏，而痛斥义理……不过欲反程朱而已。……平居谈论，若不畔程朱，即非学，言有偶及之者，辄羞恧若将凂焉。若不共戴天之仇，义必如是，而后为丈夫者。”（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二是为程朱理学辩护。方东树认为，程朱理学严天理人欲之辨，能惩欲窒贪，提升人格，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三是批评汉学家的治经方法。针对汉学家“圣贤义理存乎典章制度”、“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说法，方东树认为，小学并不能取代大学，所谓“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圣人的意思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再说义理并非都需要从训诂中得出，忠孝信义、进退取予、礼义廉耻等字，不需要读《尔雅》、《说文》，而世无不明者。他讽刺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四是讥讽汉学家企图通过考礼来恢复三代之治的荒谬。考据家并非全无经世目的，他们企图弄清三代制度并以此作为救世良方。但方东树讽刺说，他们根本弄不清这些制度，到头来互相争吵，不知谁听谁的。比如《周礼》中的《考工记》，对其中三代时的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其他如赋役、禄田、宫室、衣服、冕弁，也是“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方东树认为，井田礼乐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按照荀子“法后王”的观点，这些“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赀耳”。这些东西，考证出来，固然不错；考不出来，“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五是批评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新义理。如阮元根据郑玄注，重新解释“仁”为“相人偶”，意思是说“必有二人，而仁乃见”。阮氏讽刺宋儒把“仁”解释成玄虚的“生生之意”。方东树反讽道：“‘杀身成仁’，岂必二人同杀，而后成其与人偶乎？”（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言外之意是说汉学家通过训诂说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