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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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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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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沈垚谈人心风俗之浇漓：“看到世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8—619页。） 潘德舆（1785—1839）认为，人心风俗之坏是由学风造成的，学风坏则人心散，士人都去搞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重实证轻义理，甚至不谈理想与价值，其结果只能是信仰虚无，造成上下交征利。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偶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为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腐败的原因固然可归之于社会制度问题，但在人亡政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精神，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封建社会，提倡德治、增强士人的道德自律以端正士风是保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嘉、道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学术经世的呼声再次响起。潘德舆呼吁：“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恃学术。”（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这一切都预示着以考证学为主体的学风已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义理之学的兴起与清中叶学术的转向
清代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成果颇多，兹不详论，仅就其重经世、重义理的特点展开几句。清代今文经学说起来也是汉学之一种。乾嘉时期一批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如庄存与、宋翔凤、刘逢录、凌曙、孔广森等其实也是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研究今文经学的。但是，因为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师本来就有喜言“微言大义”和联系世务的特点，与东汉经师注重名物、训诂、制度的说经风格不同，故今文经师重义理的作风势必影响到庄存与等人。当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定案后，朝野颇多共鸣，言官学臣甚至“议上言于朝，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于此，庄存与独持异议：“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古籍坠湮十之八，颇借伪书存者十之二。……《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第141页。） 不管经书的伪与不伪，只看对世道人心有用无用，此也算是典型的今文经师作风。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位治公羊学的学者，他为嘉、道以降今文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真正把今文经学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则是承庄、刘之风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一直到晚清的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已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说，今文经学的复兴，即是理学精神的复苏”（注：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此论对于清中叶的今文经学来说确实如此。今文经师与理学家说经都重微言大义，区别在于理学家重在言心性、言伦理纲常；今文家关心的是政治，他们通过治学谈制度、谈改革及应变之方。我们只要看看龚自珍的《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及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等书，便可发现这个特点。龚自珍对于理学，态度还是颇同情的，虽然他不是理学家。他对江藩作的《汉学师承记》认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第346页。）。魏源受理学影响颇深，尽管他也讥讽宋学家空疏，但主要是从致用角度讲的。总之，龚、魏等今文家的学术都能贯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并且致力于清代的历史、地理以及时政问题。他们治经、治学，重视微言大义和实用，现实感较强。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治学给陷入危机的王朝统治开出救世良方，他们的关心的焦点在于政治。
学术转向的第二个标志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学”的大概念当然也包括今文经学，但在传统说法上，清代汉学主要是指师法东汉经师以训释文字、名物、制度为学术旨向的学术流派。嘉、道以降，随着考证学派救世热情和经世意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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