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未完成定稿之前，顺治、康熙时期的纂修文稿应当如数保存于明史馆；杨椿作为雍正年间参修《明史》的史官，应当看得到官方此前的纂修文稿。因此，杨椿所说的“仅成数帙”是可以确信的。但“仿《通鉴》体”的说法，不过是杨椿翻阅“数帙”遗稿而产生的主观印象。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后，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官方曾经议论和规定过体例问题，说顺治时纂修《明史》采用“编年体”、“《通鉴》体”或别的什么体式，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明史》纂修官傅维鳞，自称他“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4 ］（《叙传二》），反映了明史馆内敷衍拖沓的情态。这种不下工夫、随意抄略的“类编实录”，只能是史料不像史料、撰述不似撰述的废品。按顺治初的政治背景，史馆中满洲掌权官僚并不关心《明史》的实际纂修，降清的汉官惴惴不安，惟恐触及忌讳，“止类编实录”乃明史馆的敷衍塞责、拖延观望之策，虽外形类若编年，实际并无体例可言。因此，顺治朝不仅没有修成编年体《明史》，而且根本没有采用“编年体”的意念和规定。

（二）顺治朝是否有过纪传体《明史》的议修和编纂

《编纂考》一文还断言，顺治朝“纪传体《明史》的编纂，不可能迟于顺治十二年才开始”［10］；《杂考》一文也如斯写道：“顺治二年（1645年）开馆纂修《明史》。但初时编纂仅系编年，及成书后，才改用纪传体重新编纂。”［9 ］这其实也是从《北游录·纪闻》下“《明史》成，止编年。范文程阅《二十一史》，谓编年未尽，仍另撰”的后半句发挥出来的。该文首先利用顺治十二年朱之锡的上疏当做旁证。这件上疏，笔者上文已经提到，主要是请求清廷着手搜集明季史料，理由是当初“开馆纂修《明史》，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这对何冠彪的论点本无帮助。但是，其《编纂考》中却解释说：“疏中所谓纂修《明史》‘停搁’，相信指的是编年体《明史》完成而至纪传体《明史》未编纂的时候。”［10］这不但是巧文曲解，而且将己意强加于古人。请问：朱之锡既然明白指出“事实散佚，参考无凭”，又怎能修成编年体《明史》？因此，“停搁”只能理解为半途而废，无成书可言。与朱之锡同时上疏请修《明史》者还有汤斌。诚如《编纂考》一文所引，汤斌在申述《明史》编修方法时，确是按纪传体的思路展开的。但是，这件奏疏能否当做顺治朝纂修纪传体《明史》的证据，至少还必须认真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朱、汤二人的上疏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第二，奏疏引起了什么反响，其结果如何？

顺治十二年正月，清世祖鉴于“水旱相仍，干戈未息”、“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发出“广开言路，博询化理”的谕旨，令群臣上疏进言，并声称，“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2］（P693）于是引发约三个月间群臣纷纷奏事，涉及时政甚广，诸如吏治、军务、国计民生、擢用人才等等，无不有所进言，甚至提出修改投充法、减轻“逃人”处置、恢复多尔衮王爵等极其敏感的建议，也有提出纂修两朝圣训、设立起居注制度之类的奏请，这些在《清世祖实录》有详细记载。朱之锡、汤斌关于纂修《明史》的上疏亦在此种背景下“应诏陈言”［12］（《汤斌传》），并非清廷专有一项议修《明史》的举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汤斌去世之后，汪琬为之撰《墓志铭》，提到这次上疏时写有“时方议修《明史》”字样，乃是事隔三十多年后的模糊、影附之词；其他记述汤斌生平之文若有相同字样，亦属于转相抄录，其致误来源如一，皆不足为据。然而，为何这个讹误不被时人察觉？思忖其因，是康熙十九年之后出现朝野议论《明史》义例的热烈情景，深入汪琬等文人学者之心，他们又不了解汤斌上疏的真正起因，遂无意中造成联想性笔误。何冠彪明知顺治十二年清廷的举动是“广开言路，博询化理”，但却接连突出地强调“‘方议修’的《明史》”、“顺治十二年所议修的《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史》”，此乃将朱之锡、汤斌个人的“议修”行为，偷运到了清朝官方的头上。

顺治十二年，清廷根本没有“议修《明史》”的旨意，朱之锡、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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