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光宗实录》与《三朝要典》的编修 |
 |
时间：2009-7-24 13:46:30 来源：不详
|
|
|
党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获罪。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东林党，阉党采取了为“三案”全面翻案的手段，指张差确系疯癫，光宗因哀慕神宗而致疾，移宫为东林党人贪图“定策之功”，替光宗、神宗作了一番洗刷，粉饰了皇室的亲爱，光宗、熹宗的孝思，从而争取了皇帝的支持。于是，在阉党分子霍维华、岳竣声、杨所修等人先后上言改正“三案”，编次成书的奏请下，天启六年正月，伴随着酷烈的镇压东林党大狱的兴起，熹宗亲下敕渝，由阉党顾秉谦、黄立极等操笔，纂修《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撰写神速，四月即成，熹宗亲自制序，六月，收贮皇史宬，副本发礼部赐百官，颁行天下。
《三朝要典》主要追论牵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首有霍维华论国本、妖书、之藩的奏疏，此后对“三案”依次论列，各为八卷。罗列诏令章奏，编年纪事，中间还穿插进了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诏狱供状(当为捏造)。收入《三朝要典》的奏疏后多以“史臣曰”的形式加以评断，驳斥与阉党见解不合的章奏，对同党则百般褒扬。“史臣曰”在实际上一步步地将人引向对东林党的憎恶。毋庸置疑，这是“阉党”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它的编纂，开启了专修一史以助党争的先例，若将其与天启年间一系列严禁私史事件联系起来，它的出现又另有意义在内。
明代隆庆前史禁较松，但天启年间，却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禁史活动。天启元年（1621）三月，在光宗、神宗两朝实录尚未开始纂修之际，御史周宗健就请求将民间流传的稗官小乘“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史所言，合于朝之所征”，[xviii]疏入报闻，并未施行。从天启五年（1625）霍维华、杨所修请改正“三案”开始，私史之禁逐渐展开。这年四月，监生杨维修私刻的《泰昌日录》被禁毁；九月，《三朝要典》即将纂修之际，熹宗颁布谕旨：凡与“三案”相连事件，禁止私家撰著，“其传记、小说便着礼部与各抚按严加禁止。自今以后，非有部文，不许擅刻书籍，违者着辑事衙门访获，治以妖言惑众之罪。”[xix]这个诏令的颁布意味着政府不仅控制了与“三案”有关史书的撰写权，而且也控制了此类书籍的刊刻权。六年（1626）四月，由于《三朝要典》的完成，依给事中虞廷弼所请，明政府又禁行《天鉴录》、《点将录》、《初终录》、《同志录》、《石碣录》、《伪鉴录》等私修史书，并严谕：“今后凡系此等私书一见即为焚毁，毋得抄传谈说，溷乱是非，有不尊的著辑事衙门访拿治罪”；八月，广西副使曹学俭[xx]私撰的《野史纪略》被毁板，本人削籍，《明史·曹学俭传》述及此事云：“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牷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牷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牷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广西巡按御史王政新也因曾举荐过他受到牵连。贬为闲职。
天启年间禁止私自撰写神宗、光宗朝史事的原因，根源就在于与这两朝有关的“国本”、梃击”、“红丸”等事件关涉到皇室的尊严与声誉，朝廷绝不允许将此付之于私笔，任人评说。然而，由这些事件而生的猜疑、议论已众口哗然，流传宫外，统治者要消弭议论，维护统治，对“三案”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三朝要典》正是明政府总结“三案”的一部著作，它统一了“三案”口径，强行规定了“三案”中的是非，朝臣的忠奸，欲图“使三朝慈孝灿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来堵塞众口。有了这样一部官修之书，《天鉴录》、《点将录》、《同志录》、《伪鉴录》等阉党用来攻讦东林的史著也被严行禁止，免得其中叙事参差，引发浮议。统治者将史学作为政争工具，由此必然导致极端化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改修本《明光宗实录》
按照孙承泽《山书》、朱国祯《皇明史概》和清代官修《明史》等史籍的记载，《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是为了附合东林党杨涟、左光斗诸人的定罪，在阉党分子黄承吴、霍维华等人的题请下进行的。而促使《明光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最直接原因却是《三朝要典》的纂成。《三朝要典》修成后，“‘三案’中之华衮斧钺已揭于天下万世”，那么“《要典》、《实录》一语参差，则一信一疑，必滋猜谤”[xxi]，因此，《光宗实录》的改修势在必行。
改修始于天启六年十月，主要由霍维华领其事，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改修完毕。进呈时，阁臣施风来请毁叶向高初修本，司礼监王体乾以“前所修亦系奉旨办理，国朝无焚实录之例”[xxii]力争，使两部《光宗实录》得以并贮皇史宬。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