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光宗实录》与《三朝要典》的编修 |
 |
时间：2009-7-24 13:46:30 来源：不详
|
|
|
由于改修本《光宗实录》已经失传，我们无法了解这部改修实录的全貌。但是崇祯八年(1635年)纂修《熹宗实录》过程中，史官文震孟从内阁副本中取出经过改修的《光宗实录》校对，其中记载的肆意诋污令他义愤填膺，立即上书请求“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这就是名动一时的《孝思无穷疏》。奏疏中摘出了改修本实录中“尤悖谬者”的五条原文，一一驳正，可以帮助了解《光宗实录》的改修情况[xxiii]。
文震孟所引述改修本《宗实录》的第一条是“争国本”事，二、三、四条都涉及“梃击”一案，第五条则与“红丸案”相关，这五条引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评断之语。如“争国本”一事中评曰：“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第一条）；于“梃击案”中则指王之宗断张差疯癫是捏造“谋危东宫之讼”（第二条）；御史刘廷元审断张差为疯癫得神宗同意，“谳决平允”，后有人翻其案乃为“突揭构衅，徒党因以为利”（第三条）；又诬东林党人争梃击一案是以张差为“奇货”，以此“居为元功”（第四条）。于“红丸”一案除肯定服药“悉出圣意”外，更攻击有人造作舆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第五条）。由此可见，与初修本《光宗实录》尽量减少评语不同的是，改修本以多加评断之语论列“三案”，这些代表个人、党派意志的褒贬之笔的加入，把本应据实叙事的一朝实录几乎变为党同伐异的辩争之书。改修本的这些改动是以〈三朝要典〉为蓝本的。文震孟所列的“犹为悖谬”之第一条可从《三朝要典》卷首找到一致的记述，二、三、四条与《要典》“梃击案”中的“吏臣曰”同出—一辙，第五条则契合于《要典》“红丸案”所论。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厂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于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改修本中却附从一党偏私之意，充斥了对不同政派的攻讦、诋毁。以具有最高权威的《实录》来依违另一部官修史著，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仅见的。
[i] 《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年四月丁卯。
[ii] 《明熹宗实录》卷三，元年十二月丙寅。
[iii] 《明史》卷三O五《魏忠贤传》。
[iv] 如谢贵安先生《明实录纂修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傅吾康先生《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00页）所论。
[v]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九《辞实录加恩疏》，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
[v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v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ix] 《明光宗实录》卷八，元年甲戌。
[x]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i] 朱国桢《皇明史概》卷四十六《红丸》。
[x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iv] 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xv]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丙寅。
[xv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二年七月乙未。
[x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viii] 《明熹宗实录》卷八，元年三月乙酉。
[xix] 《三朝要典》卷二十四《移宫》，下册，第1383页。
[xx] 曹学俭，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南京户部郎中、广西右参议等职，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俭倡之，事具《明史·文苑传》。
[xxi]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六年八月丁卯。
[xxii] 孙承泽《山书》卷一
[xxiii] 以上均见《明经世文编》卷五OO文震孟《孝思无穷疏》上一页 [1] [2] [3] [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