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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实录》与《三朝要典》的编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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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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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帝德，在“为君亲讳”的封建史学思想指导下是很难直书实录的。而且两事的记述还和东林党与浙党的利益密切相关，在两党相争的情况下尤难执笔。身为东林领袖的实录总裁叶向高也认为，“顾其中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者，”但同时他又致力使实录“近质一时之公平，垂万世之定案，不敢有一字之虚以为信史之累”[v]，其委蛇其间的苦衷可以想见。从《光宗实录》的记述看，其中反映的撰史态度还是比较慎重、切实的。例如在“争国本”一事的叙述中，直叙事件原委，只择取诸臣请求“早建元良”的章奏，而不录东林党与浙党借此相攻的疏论，并在粉饰神宗、光宗父子亲爱的同时，也曲折表述了神宗宠幸郑贵妃，拖延光宗出阁讲学的事实。为了撰述“梃击”一案，叶向高还与同官一起访问了受理此案的刑部尚书张问达，证实了案中闯宫男子张差并非疯癫，实系有人指使，便“摘采其说”但“词亦矮婉”[vi]，仅点出刑部主事王之寀张差并非疯癫，以“语多涉翊坤宫”暗示有指使之嫌，并不加评论，只用百余字叙述，而对当时的纷纭章奏无一采择。
最能说明《光宗实录》极少党争倾向，并非党派竞争牺牲品的事例，当属对“红丸”一案的记述。当时，东林党人正借“红丸”一案对浙党首辅方从哲大加攻击。最先参论方从哲的是给事中惠世扬，他以赵盾不讨贼，许世子不尝药例，认为方从哲对光宗服红丸致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辞于弑君之罪”[vii]；接着礼部尚书孙慎行又援许世子例奏“纲常大分宜明，弑杀逆行难掩”，方从哲“纵无弑杀之心，即有弑杀之事”；左都御史邹元标也疏论：“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viii]，强烈要求将此写进实录。但是从《光宗实录》中记述的李可灼进药经过和光宗崩亡事件来看，其中并未有触及首辅方从哲的言语，反而点明了进药出自光宗本意：“(上)因问有鸿胪寺进药何在？辅臣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传宣，诸臣退出。可灼至，同进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进药。”[ix]对光宗服药崩亡，《实录》中也无一字褒贬，而是直接记载遗诏。这说明叶向高在总裁实录时力持公平，并未附从东林党人意愿，将实录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是使之尽量切近于史实，叶向高认为他们在撰写实录时，“其叙进药亦甚平”[x]，是符合实际的。《西垣笔记》也赞称《光宗实录》：“其书立论颇正，而又忠厚不尽人之情，良史也。”[xi]这是较公允的评价。
天启三年初修本《光宗实录》未带党争色彩，一方面因叶向高等史臣力求持正，另一方面，明熹宗的态度和意旨对此也有影响。熹宗皇帝的继位，多赖东林党杨涟、高攀龙等人的护持，所以在御极之初，熹宗对他们也较为倚重，颁布了移官诏书，罢去与东林党人论见不合的御史贾继春，允准方从哲致仕。但是，在渐渐展开的“三案”争论中，为了打击政敌，东林党人的言论越来越过激，如御史焦源溥的《明纲常疏》曰：“先帝欲以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xii]；给事中魏大中奏言：“自兹日之梃不中，而图所以中于先帝者百端，至藏酰于女谒，俟元精耗损，僅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xiii]这类言辞极大地触犯了皇室的尊严，正如清人李慈铭所言：“夫女谒致病，至丑也；谅闇之中，色蛊致死，大逆也；光宗方自饰以哀成疾，而诸臣力破之，其亦太不为帝地矣。”[xiv]在这种情况下，熹宗一直力图息止这场争论。天启二年(1624)四月，高攀龙以梃击一案攻戚畹郑养性，熹宗回谕说：“朕御极以来，官府协心，禁廷安静，外人如何妄生猜疑，”又令他“不得牵扯生事”[xv]；七月，熹宗又谕工科给事中方有度无须再争执方从哲赏奸，李选侍垂廉诸事，谕曰：“国史传信万世，但当据实直笔，李可灼已有旨处分，移宫亦曾奉传谕，何必争论。”[xvi]为了平息争端，熹宗甚至对自己颁发过的“移宫”谕旨做了检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忿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尔每(们)当仲体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议。”[xvii]叶向高在裁定实录时摒弃东林党诸人的过激意见，记述“梃击”、“红丸”二案尽量平实，不加评断，予以淡化，使之与明熹宗意旨相合，是清醒、理智的作法，未使初修本《光宗实录》成为党争工具。
三、《三朝要典》的纂修与私史之禁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锋锐如刃，将违忤自己的所谓邪党废斥殆尽，致使非东林党者人人自危，为求自保，他们投依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结成“阉党”，与之对立。天启四年（1624），以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为开端，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魏忠贤利用熹宗操纵内外，东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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